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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源于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盐法，实行此法的目的在于充实边疆的粮食储备。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后来盐法崩坏，产生了纲盐。明初盐课制度尚较稳定，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皇帝的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皇帝的同意。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于皇帝有法不依，偏宠权贵。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在去年盐税的年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多万两银子。在明朝前期、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盐税收不上来主要是进了地方豪强的口袋里。
冯铨说起盐法来头头是道，对地方上买卖私盐逃避税赋的手段了然于心。皇帝听得心惊胆战，朱由校听完以后沉默良久，对冯铨问道：“你的万贯家财也是靠卖私盐挣来的吧？”
“回皇上，微臣只是误入贼船而已。”冯铨解释道。
“朕明白了，朕不会拿走你们父子的性命，朕等着你家的三十万两赃银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你父冯盛明年龄大了，就不要再做官了，你继续在翰林院待着吧。朕以后还有用你的时候。”
“陛下鸿恩浩荡，微臣感激涕零。”冯铨跪在地上叩拜谢恩。
然后皇帝让冯铨退下，此时已是深夜，朱由校回到乾清宫沐浴之后就入睡了。
之后几天，派出去调查袁应泰钱粮用度的杨鹤写了一份奏章回来，说明了袁应泰的钱粮用度都是用于公务，造福于百姓，没有私自贪污的现象。杨鹤还汇报今年的北直隶粮食生产是一个大丰收。天子听了心里高兴，他下旨命令御史杨鹤监督北直隶各地知府知县，以高于市价一成的价格收购粮食，以免粮贱伤农。
外派去济南收取船只的王阳武带着重伤回来了，堂堂的大明锦衣卫千户竟然受到了匪徒的袭击。这消息真让皇帝有些震惊。
好消息是，他们还抓回来两个贼人，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匪徒的身份基本调查清楚。
锦衣卫的大刑总是能让人变得非常诚实。这些杀手是山东当地的江洋大盗，这伙强盗外号叫一窝蜂，是当地百姓的一大祸害，官府张榜通缉了几年都没抓到他们的一根毫毛。
否则的话，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千户王阳武也不会被他们打得这么狼狈。被抓的一窝蜂俘虏交代罪行，他们是被王与玉王公子雇佣来杀王阳武与铁媚的。王与玉是现在的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的儿子，就是当初皇帝在济南遇到的那个强抢民女铁媚的恶少王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