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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为害，是帝国几千年来的大问题。在浩浩荡荡的黄水上，出现过多少治水的英雄，也有多少人为之受辱含羞？黄河，轻易碰不得！
皇帝是铁了心要治理黄河的，那作为河道总督的左光斗就是碰的粉身碎骨，拼了命也要驯服黄河。在从京城出发时，左光斗的好友杨涟来送行，杨涟祝愿他能够像潘尚书一样防止水患，保一方百姓太平。
潘尚书指的就是明朝最著名的治水专家潘季驯。潘季驯曾四次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吸取前人成果，全面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河实践中的丰富经验，发明“束水冲沙法”，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治黄”思想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前往山东济宁的路上，左光斗思考着治河前辈的经验。潘季驯治河成功之处，首先在于肯定“筑堤治河”这一大政方针。即使修堤的作用有局限性，缺点问题不少，但是治理多泥沙的黄河下游河道，第一就要筑堤。而且从上到下、南北两岸都要坚筑堤防。他不限于以往筑堤高过水面但求安全的消极防御思想，而是进一步把堤防作为积极的治河手段，努力加以完善。
潘季驯了解黄河下游的治理，不单纯是洪水问题，更重要的是泥沙问题。单靠堤防的力量，即使更为完善，也不能把黄河全部泥沙送入大海。河床的淤积如果不能消除，防洪安全仍然没有保证。
为了减轻下游河道和河口段的淤积，因此他提出了增加清水，提高水流挟沙能力的“蓄清刷黄”新方略。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他原设想修筑归仁堤，阻止黄河含沙量大的洪水进入洪泽湖；再修清浦至柳浦湾堤，免除黄河南侵；更大筑高家堰，把全淮河的水蓄在洪泽湖内，以提高水位。使水出清口，增大输沙能力，冲刷黄河尾闾河段。
可是即使是潘季驯这样的有真知灼见的水利人才，他面对黄河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明朝政府治理黄河通常是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在明初，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因为会通河水源不足，河道狭窄水浅，不能承担漕运的巨大压力。元朝的大都一直是靠着海运来支撑。朱元璋定都南京，江南河流密布，漕运不是主要问题，因此也没有对运河加以治理。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北漕运一跃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朱棣下令疏浚会通河，从此南北大运河成为经济大动脉，对明朝政治、经济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前代。南北大运河通航，黄河横流而过流入大海，从此，黄河与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州北到临清一段运河往往遭受黄河泛滥冲决，而徐州南至清口一段黄河则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的干扰，时通时塞。
弘治年间，刘大夏主持治河，一方面在黄河北岸筑起长堤，以防止黄河北决冲断运河。另一方面，疏通南岸支河，使黄河水入淮水，以分杀河势。这次治河工程竣工后，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基本消除了，然而却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靠近南直隶的淮河河段经常出现大水灾，左光斗是安徽安庆府桐城县人。他的家乡就总是被水患袭扰，所以他才对水利有着浓厚的兴趣。潘季驯虽然减轻了水患，但是南直隶的河水泛滥并没有得到解决。左光斗越想越觉得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在路上满脑子都在考虑先去哪个河段开工。
左光斗担心的是水灾，袁应泰担心的是蝗灾。蝗灾通常集中于夏秋两季，蝗虫喜欢高温环境。蝗灾发生和干旱有密切的关系，久旱必有蝗，干旱之年多有蝗灾发生。徐光启通过他多年对农业的研究，他发现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涸泽是蝗虫的发生地。要消灭蝗灾，一定要根治这些蝗虫滋生地。徐光启把他的一系列理论写成书信，发给身在河北的北直隶总督袁应泰。
袁应泰已经接到朝廷的通知，他如今是北直隶的总督，主管农业发展，具体工作就是修建水利设施、防御病虫灾害。清除蝗虫灾害的工作，袁应泰已经在做了。这些天袁应泰一直到农田里去视察，官民废了很大的劲捕杀蝗虫，而田间麦垄的幼虫仍然很多，这让他心急如焚。袁应泰决定再抬高收购蝗虫的价格，来激发百姓的积极性。
果然工钱一涨，投入灭蝗的百姓更多了。然而花费这么多银两，他又如何向皇帝交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