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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生的那些莫明其妙的事，再联想到南征孙恩时的种种经历，似乎真的觉得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推动着我前进。只是这是股什么力量，我不明白；前进的方向在哪里，我也不明白。
不管这事对我的心理造成怎样的冲击，不过几天之后我也不再去想它了。
这天刘道规带了一个青年到我府里，他向我介绍道：“这是为弟之好友，名王镇之。”
见是幼弟的朋友，我客气地请王镇之饮茶。
王镇之很擅言辞，跟我一番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显然，这位王镇之与道规很有些相似之处。
王镇之首先表达了对我剿灭孙恩的尊敬之情，而后向我分析当今时局。他认为桓玄虽然坐镇首都建康，但是他的根本是在荆州，而不是建康所在的扬州。桓玄在扬州的经营，始终没有动摇他在荆州的根基，一旦他在扬州受挫，必然会返回荆州。所以，尽管桓玄秉持着晋国朝政，但是这个摄政大臣其实是不安于呆在建康的。
他的这番话，正是我近期分析得出的结论。听到这里，我向道规望了一眼。道规眼中带着笑冲我点着头。
尽管目前处于韬晦之时，不便于谈论这样的话题，但是碰到有人如此分析时局，我还是不由得想继续听下去。于是我摸着胡须淡淡地说：“此乃国政，并非我能擅解的。”
王镇之对我说的话并没有迅速反应，而是顺着他刚才的思路接着分析：
“桓玄之所以在建康颇有些得意洋洋，无非他依赖的是两点：一、他将荆州的重兵带至建康，举晋国除了桓修已控制的北府军外，就数桓玄自己的荆州兵最强。两支强兵他都在握，有恃无恐；二、他在建康广施仁政，废除了苛政，打击了不法豪门，赢得建康一些士人的支持。这两点使他截然区别于东汉末期的董卓。”
“所以不可冒犯之。”我说了这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王镇之回头冲刘道规看了一眼，接着说：“方才提到桓玄在建康难以安心是因牵挂荆州。此为其一。其二是因桓玄父子两代人在荆州经营多年，使得他们远离了首都的决策力量。他的父亲桓温当年威逼皇帝之事历历在目，建康的朝臣们自司马道子起便对桓玄篡权怀有戒心。在建康城中，一旦有反桓之人振臂，便会一呼百应。”
听到这里，我说：“话虽如此，但一呼百应恐怕是阁下的想象。”
刘道规此时插话说：“不论想象也罢，实情也罢。总不能置皇帝、朝臣于不顾，任桓玄左右朝纲吧。”
我说：“我只是北府一军曹，此事恐怕与我并不相关。国政如何，自有朝堂之上的大臣、朝堂之外的大将军们操持。你二人在我处如此高谈阔论，恐怕也只能谓之清谈而已。”
我本想再说几句，不过碍于和王镇之是初次见面，也不能说得太直接。
刘道规还要说什么，我摆摆手，然后对王镇之说：“军务缠身，请道规作陪罢，我就不陪了。见谅！”说完，我交待道规好好陪王镇子在园子里逛逛，然后起身回内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