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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本着为民、亲民的主旨思想，与儒家的治民、用民思想有着立场上的差异。诚然，对于民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学派均有涉及，但真正以实际行动去推动民为天下先之理念的，仅有墨家而已。
其他学派之宗师在其一生中通常只有一个身份，孔子便是如此。无论高官厚禄时也罢、流离失所时也罢，孔子始终是一个学者。而墨子既是学者，也是工匠、手艺人、医者。墨子追求于求索，从而使得墨家学派涉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之各类知识。
墨家最为看重的是“天下”二字。这个“天下”不是天子、皇帝之天下，而是“天下黎民”之天下。以“天下”众生安危为己任。
以军事为例。军事本是攻城略地之术，而墨家的军事则有着对民生之反思。《孙子》所提倡的战争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墨子》所提倡的战争最高境界是“非攻”。二者的手段类似，而目的不同。
“不战”的前提是“屈人”，倘若对方不屈，那么便会采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等手段，最终依然达到“屈人”的目的。“非攻”的前提后果，都以避免战争为原则。无论“屈人”的目的是否见效，尚能成就“非攻”。墨子与鲁班两人在楚国的决斗便是这种思想之体现。
追本溯源，墨子乃是一个朴素的思想家，希望权力阶层可以体谅人民的疾苦，希望战争不再。其主要思想，除了上述之“非攻”外，还有“兼爱”。这一点其实孔、老等诸家早已提倡，但真正去实施的学术宗师，似乎仅有墨子一位。
“兼爱”能使人以宽容、博大之心胸对待人、物。以墨子的原话而言，“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
当人们发现实施“兼爱”其实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后，国家、黎民便更乐于“惠及他人”。
夫人讲述完墨子之后，又吟诵了时人对墨子的评价：
“攻有是非，非攻则是非之论无存也；爱有独兼，兼爱则行莫大于此也。以己度人，则人之爱憎悉知也；以人度己，则己之是非尽详也。己利者，微利也；己爱者，小爱也。济他人之利，予他人之爱，何患不得益乎？庙堂之高，江湖之远，所虑者不可不察。”
“这样看来，墨子真是一位非比寻常的人！”我赞叹道，现在我对这位工匠业的先祖有了更深的认识。
夫人听我这么说，笑了。他说：“那我且讲一段他书中的内容与你听听罢。看看你是否中意。”
“好。”我答应一声，带着郑重其事的表情听她讲。
她打来书翻了翻，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书合上，放在桌上，款款道来：“‘亲士第一’。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她顿了顿，接着解释说，“这篇亲士是说如何用人。建功立业，倘不善用人则会败亡。国家之重，在于重士、重贤。国君如果不尊敬、重用士、贤，则败亡立见。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都曾流落他国。然而他们重用管仲、鲍叔牙，重用赵衰、狐堰、魏凖，重用范蠡、文种，终于重新得到国家，并称霸中原......”
我虽然翻过这本书，但对这几句毫无印象。现在听夫人讲来，远胜于我自己阅读。那一夜，我们谈到很晚才睡。
作为下级军官，军中事务繁多。但不论有多累、多辛苦，我都不介意。妻子捧书而读的样子、每晚的温存，都令我如痴如醉。我自小读书不多，所以对那些饱读诗书的人有一种天然地崇敬。每当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在一起，我甚而油然而生一种自卑心理。
我并不是不擅言辞，但是言辞也分三六九等。集市中那些卖菜的农妇、走家串户的媒婆们都擅长说话，但却令士人们敬而远之。即便是在军中，我也跟那些士族子弟有着一道天然的屏障。并不是身份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话题可讲。
我身边的那帮兄弟们，基本上可以说是酒肉之徒，其实我自己也是。和他们在一起，无论饮酒、吃肉、赌博之时多么开怀，事后总会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总觉得似乎先祖们立在天际向我俯视。他们望着我、保持着沉默。而正是那种沉默令我如坐针毡。
先帝刘邦贫困不堪，得意之时也不过一介亭长。我虽然头顶上有无数的将军、校尉，但是至少还能管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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