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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勇进了谭平山的办公室,两人相视会心一笑。似乎很多的客套和寒暄都在这会心的一笑里了。
“时间还早,先出去走走吧!”谭平山提议道。
闫勇心领神会,率先走出了办公室。
“景观大道?”发到了汽车,闫勇侧过脸征求谭平山的意见,谭平山哼了一声算是表了态。
闫勇没有再说什么,专心开着车,娴熟地动作透着老练,出了市委大院,就拐上了景观大道。
他们口中的景观大道是一条长二十公里东西向的街道,也是清河市主要的街道之一,正是下班高峰时段,车辆很多,也不是很流畅。
“真不知道哪里有这么多车,路是越修越宽,可却是越来越难走。”走走停停,难免寂寞,闫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是啊,车跟人抢道,人跟车抢行,不乱才怪。”谭平山摇摇头,无奈地笑着说:“上班、下班,办事,离开车还真是不行,而且买了车就得给人家上牌照,就得允许人家上路,就得允许人家停车,可路就那么宽,那么多,总有上不了路、停不下车的哪一天。”
“也是,河州市也这样,只要是路就有车,是路边都停着车,这似乎已经成了城市通病了”,闫勇附和着,“不管吧太乱,管吧可也总得给人家一个停车的地方啊,是得好好研究解决的办法了。”
“怎么解决,你看看这一街两巷的高楼,你看看这穿城而过的车辆,哪一个不是天天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节假日高速公路大堵车,那只是一种表态,告诉你城市有多少辆车。”谭平山叹了口气,缓缓地说:“谁不想轻轻松松的上班、下班,可产业转移,以往的企业都搬到了城外或远郊,可企业员工和家属还都在城里,而且是中心的位置。城市重心转移,以消费导向建起了商场、写字楼、金融中心、政府机关,可新建的商业住房都在城外,医疗和学校却在城里,每天早上城里的要到城外上班,城外的要到城里上班、办事,每天都进行着这样的人口大挪移,能不堵、不乱吗?”谭平山若有所思地说:“以往城市建设有计划、有规划,多少人口建多大的城市,以及相应的配套和附属设施。城墙围起来,四围四门的或四围八门的都各有规制,城里面也是署衙、集市、教育各有分区,井井有条,生产作坊也是前店后场,兼具生产和生活,街道纵横交错、经纬有序,秩序井然,难道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古代的统治者有智慧吗?”
“说的也是”,闫勇像是对着谭平山,又像是自言自语道:“说是以人为本,可做的却是两码事,道路中间横着隔断,人走天桥车走路,对面就是公交站,可要走过去却要绕很远的路,年轻人还好说,有时候看着老年人和抱小孩的妇女,气喘吁吁地绕上跑下,真为他们捏一把汗。还有路边停着车,人行道上电动车呼呼地跑,行人走道都处处面临着危险。大人还好办,孩子怎么办?他们在这种挤抢的环境下长大,心理能不产生变化吗。”接着又说:“城市原本就是一个综合体,是人居住和生活的所在,自我完善、自我养护是基本的功能,可随着社会化功能的加剧,特别是资本时代、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各级政府都在为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而焦虑,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原有产业整体搬迁到远郊,或异地重建,或集中在产业园区,还有的利用企业改制和产业升级的机会,任由企业自生自灭,腾出城里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地方政府既有了不菲的卖地收入,又建立起了城市的金融、商业体系。农村的耕地被城市产业转移所占据,或者是商业开发所征用,城郊平整的、优良的土地纷纷建起了房子,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只能靠更远的郊区贫瘠的土地提供,城市越来越大,以往城墙是城市的标志,现在却以城市外围环线作为标志了。以往二环就是远郊了,现在二环以外成了卫星城了。城市的自给功能越来越弱,甚至有些城市演化为纯消费城市,城市自我造血功能几乎消失殆尽,加上流动人口和进城的农民工,几百万、上千万的中心城市越来越多,二三千万的超大城市也不断涌现,城市供应完全靠外地调入,因此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带来物价的波动,前几年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都是资本和炒作的因素?不是城市自身功能的弱化带来的?再说个极端的例子,前几年的那场地震,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城,每天每个人两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三瓶矿泉水,加上一个面包,平时看来不怎么难办的事情,当时却难以为继。当地库存严重不足,全都得靠外面调运,才得以应付下来。一个小县城的突发事故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河州、北京、或者上海,怎么保证群众的生活,怎么保证大批物资的调运,怎么保证不因吃饭问题带来更大的社会混乱?这些想想都后怕。可这些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有所考虑,又有所预警吗?清河市的物资储备够几天使用的,断水、断电、断粮的极端情况下能坚持几天?上午看新闻,说到了菜价对cpi的推动,不免奇怪。细看也就明白了,原来蔬菜从外地千里迢迢运到北京,不是为了北京百姓生活,而是为了再拉到重要产地去。这就明白了为什么物价居高不下,物流成为物价推手的原因了。河东的蔬菜种植量大菜好,长期供应京津地区,满足了这些地区百姓生活需要。但如今却要从北京运来,再到哪里去新闻没有说,私下里想,途径无非两个,一则就地消化,二则运回北京。就地消化的可能性不大,河东周边的几个县市淄都是蔬菜的主产区,货源再紧也不需要外地调运,所以只能是重回京津地区,回到那里百姓的餐桌。可这样一次的折腾,名声上去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种菜的不如贩菜的,贩菜的不如卖菜的原因,环节过多和层层加价,推动着价格节节攀升,而生产者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实际利益,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只有靠生产者降低利润来消化,也就出现了菜价贱到了农户不愿意收烂在地里的事例,天府盆地的莴笋、苏南的鲜叶菜、河海的蒜薹、包菜,都曝出大量烂在地里的事件,甚至出现了江北菜农自杀的极端事件,原因不外乎收购商控制了价格和环节,农民丰收不增收,菜价不够工钱的怪事。而这种丰年不丰收,粮贱伤农的极端事例现在已经普遍存在,‘蒜你狠’、‘姜你军’的背后,都有资本在运作、操盘,而物流充当了重要的作用。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减少物流环节,降低物流成本是稳定物价,稳定生活成本的必要环节,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调剂物资增加供应和平抑价格,这也成为政府管理和服务的一项主要工作。而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或放纵,助推了市场操控黑手的行为。放松了物价的管控,特别是物资的调运管理,让市场自由运作,也就出现了生产和运输、销售的脱节,也就出现了蔬菜转圈的‘怪事’。社会是政府管控下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应该是有序经济,鼓励、引导应与打击并重,依法管理市场行为,管理无序流动,对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操纵市场’的行为就应该运用政府和法律手段予以打击,还市场于有序与规范,也只有这样,物流才不会成为物价的推手,而是调节物价的帮手。”
“可以啊,你小子,进步很大嘛。”谭平山望着闫勇,忍不住夸奖道:“思考有些深度了。”
“那是,你以为老弟就只会抓人审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也在进步。”闫勇口气满满,很快又软了下来:“大多是听天翔平时说的。”
谭平山陷入了沉思,闫勇的话,或者说齐天翔的忧患使他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城市的决策者之一,尽管这些不是他能决定的,但却是他未来日子可能面对的问题。清河市有什么样的应变机制,他是明白的,面对突发灾难,能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也很清楚。远的不说,只说清河市的城市下水管网建设,就是屡屡告急,屡屡提不上日程,每年的汛期,只要有超过一般雨量的大雨或短时暴雨,都会有城市积水,以及过街涵洞被淹,城市内流河暴涨的情况发生,居民很是不满,每次都下决心改造,但雨水过后一切都又恢复原样。
谭平山做副市长时就下决心进行全市主要路段地下管网改造,而且组织省市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过细致的考察和论证,由于清河市的地下管网大都建设于计划经济时期,管道口径、容量都是按当时的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规划的,现在人口数量已经扩大了近十倍,而且面积也已经扩展了五倍有余。多年来城市下水管网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只是小范围的修修补补,如今要进行改造,不说全面整修,就是重点整治,也需要十几亿元的投入。因此遭到市委书记黄庆和市长钱向忠一致的强烈反对,最终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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