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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我惯用的奔驰坐驾已被司机开了出来，停在一边。司机垂手站在一边。见了我，他忙恭恭敬敬的将钥匙交给我，“太太早，不用我送您去吗？”“不了，我自己开就好。”我答，说罢上了驾驶座。
家里有四个专职司机。两个供庄恒专用，一个负责全天候接送我。另一个由荣妈他们调配。当时请人的时候我是不想要个专门的司机的，原打算自己开车出入。庄恒执意不肯，他道，“别的事情都由得你，车你自己开我不放心。”大概当年他看着我开车撞到路边的大树上，至今余悸犹存。连带着再也不肯相信我的车技。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极少让我开车，甚至连穆怡那里他都打了招呼。回到香港后，我进养和做医生，上下班的他更是不放心，见他如此，我也只得随他。
毕竟，在我进养和工作的事情上，他没有多加干涉，只在有时看我颠倒黑白的忙时，稍稍的提过让我出来自立门户，不想看我太辛苦。而我一直觉得，在公立医院做事，接触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大众。没有利欲考量，没有地位分差，没有背景攀比，累是累一点，但是累的舒心，值得。至于付出和收入成不成比例这个问题，我真是一点也不在乎。就我那一月几万银纸的工资，一年到头累加起来，怕还不够庄恒日中一小笔投资的零头。反正也从来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全为兴趣所在，想要学以致用罢了。
半个钟的车程，停好车一看表，8点十分，比预计时间还要早。干我们这行的，不能迟到是最起码的专业准则。对我们来说每一分一秒都是在跟死亡的较量中孰胜孰败的关键，容不得有半点疏忽。去年我参与监督新进实习医生的考试，九点考试钟声敲过不够两分钟，便有一个小伙子急冲冲的赶了来，跑得满头都是汗。主考官是我大学时的导师，现在养和的行政总长曾华成，二话不说把他拦在了门外。那小伙子的眼神中极尽哀恳，曾sir却不为所动。看那孩子垂头丧气的一步一回头的挪着身子离开，我心也不禁恻然。我知道这很可能意味着他的医生梦就此破灭，很可能意味着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尽成一场空。“一个连守时都做不到的人，没有资格成为医生。”曾sir望着他的背影冷冷的说。我叹息着答：“希望他能吃一堑长一智罢。当不了医生，还有很多的其它选择的。”曾sir不以为然地摇头，“要是连这样的坎都过不去，那更不必去当医生了。”
我的这位导师是当年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里唯一的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教授。是他带我入门，教会我医术、医德、医者仁心。前两年他从美国受聘回港，执掌养和，再次相见，我已经是急诊科的顾问医生了，总算是没有给老师丢脸。我曾在庄园设宴给他接风洗尘，庄恒也陪在一旁。这两个人说起在美国的往事，庄恒居然还向老师提起当年帮我赶报告的典故来，大大的糗了我一番。还记得曾sir冲庄恒笑道，“庄先生不介意蕴茹出来工作，如此大度，实在是难得。”我真是啼笑皆非了。怎么我辛辛苦苦的工作，而外界从媒体到导师，乃至身边的朋友全都赞美庄恒去了？敢情那书是他替我读的，手术是他替我做的，夜是他替我熬得不成？可气的是这平白受了赞美的人居然一点推功的意思都没有，还很是宠溺的看着我笑说，“她喜欢就好。”
无论如何，老师的教诲我谨记在心，时刻不敢或忘。既然我不愿呆在家里过我的贵妇生活，既然我决定要穿上白袍承担起生命的重量，那我就和所有普普通通的医护人员一样了。在生与死面前，无所谓贫穷富裕，无所谓身家背景，无所谓豪门竹门，有的都是一样的对生的期盼，对死的无奈。
刚要进医院大门，耳边却传来福庆的喊声，“太太，太太。”我困惑的回头，果见家里的车子停在路边，福庆向我跑来，手里还拎着保温盒。我看她跑近，不禁皱起眉问，“你怎么来了？”她将保温盒递到我的手上，喘着气道。“先，先生要，要我给您把早餐送来，怕，怕您顾不上去买，胃又疼了。”我愣愣的看着手中的食盒。这些年颠倒黑白的忙，胃是一直不大好。饿的时间久了，就会隐隐犯疼。有两次疼得厉害，着实把家里人给吓着了，崔炯给我详细的检查过后，明明白白的告诫我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饭要按时吃，酒不能再碰。庄恒当然也是知道的。我涩然一笑，对福庆说，“行了，你回去吧。”说罢便径直走进医院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