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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
“同意你的方案，所需资金由公司暂时垫付！”
看着电报上的内容，穆湘玥先是一愣，随后又是一笑，这会董事长又站到了他的“位置”上，于是他便拿起笔，直接在电报纸上写到。
“公司需总收益40%作为手续费！”
接着他又把电报纸递给方秘书。
“把电报发出后，请**地产公司的陈经理过来一趟。”
在方秘书欲走出去的时候，穆湘玥又补充一句。
“还有，把公司保安部的魏部长请过来！”
这件事，并不能仅依靠公司通过正常渠道收购，对于一些业务来说，需要一些其它的手段的配合一二。
从杨树浦到南码头，沿着黄浦江一带都是各国的码头，一长串的外**舰飘着各种各样的国旗，几乎让人忘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几乎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每每站在码头上，都心情灰暗，只能暗暗摇头。
刘鸿生同样也是如此，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三年前他才会辞去开平矿务局买办一职，转而跑到连云港，同陇海铁路公司商讨代销两淮煤的代理权，而当时，淮北的烈山煤矿刚刚出煤，淮南的九龙岗煤矿甚至还未动工。
不过先知先觉总能让人获得成功，在此之前，整个长江下游用的都是开平煤或日本煤，而开平煤在秦皇岛交货每吨6两银子，运费3-4两，到上海成本9-10两，销价为14两左右。而烈山煤于连云港交货价6两，运费在1两左右，到上海成本不过7两，淮南煤于淮河畔码头交货，每吨5两，运费1.5两左右。相比于开平煤，即便是以低价销费，每吨利润亦远超过开平煤。
不过对于刘鸿生而言，最让他得意的却还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不是在短短两年时间，他为自己赚到了两百多万两银子，而是成功的把日本煤挤出了长江中下游市场。
天然资源稀缺的日
煤炭的储存量却是相当丰富。早在明治维新初
日本政府煤炭产业作为“殖产兴业”的重要一环得到了较快发展。国内成熟的煤炭消费市场尚未形成的明治时
日本煤炭主要销往上海、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在日本煤炭的输出额仅次于生丝和棉丝，而在一战
煤炭是日本政府用于创汇的重要战略输出品之一。
而同样是煤炭储存大国的中
世纪后半期煤炭产业发展缓
国内所需煤炭主要依靠进
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煤炭。在五口通商之
海外煤炭就开始输入中国沿海各开港城市。19 世纪50 —60 年代输入中国煤炭市场较多的主要是英国煤和澳洲煤。1866
日本煤首次出现在上海煤炭市场。
进入70 年
随着日本煤炭产业的发
日本煤除满足国内需求之外开始大量销往以上海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随着日本煤输入量的迅速增
在上海市场日本煤分别在1870 年和1873 年超过了英国煤和澳洲煤。1874
日本煤的输入量接近6 万
日本煤确立了在上海煤炭市场的优势地位。进入80 年
日本煤输入量继续增
1880 年至1910 年30 年
日本煤的输入量始终占到上海煤炭总量的80 %以
1890 年日本煤炭的输入量甚至达到总量的90 %，日本煤完全垄断了上海市场。而日本煤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又远非他国所能相比，日本煤占上海煤炭需求的十分之八。
几乎是在刘鸿生将第一批三千吨煤炭运往上海，垄断着上海煤炭供应的日本煤业会社即意识到烈山煤对其业务的冲击，那些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上海以及长江下游每年多达两百万吨的煤炭市场，随之与刘鸿生开办的“刘氏煤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
在那场竞争展开之前，日商之所以能够垄断中国煤炭市场，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距离中国最近，普遍采用机械开采、成本低，因而能够大量运到中国倾销。而日本煤业会社之所以会对陇海煤业持以警惕，原因不仅在于其距离上海最近，而在于其采用美国进口采煤机械进行机械采煤，别一方面是其两淮煤矿的五年规划产业超过千万吨。
为了确保上海市场，这一日本煤炭的海外最大市场不失，几乎是在刘鸿生将烈山煤矿的煤运往上海的第一时间，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日本煤在日本的离岸价是每吨5.6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吨3.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吨8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吨就要亏损白银1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商业战争。
当时刘鸿生在应对竞争的同时，又亲自跑到连云港，寻求公司的支持，尽管当时两淮煤矿刚刚投产，远未达到设计产能，但是公司还是决定和日商争夺上海市场以及长江下游市，随之在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淮北无烟煤每吨的售价12.5两白银降到7.5两白银，淮南烟煤的售价从11.5两降到了6.2两。
由于淮北无烟煤、淮南烟煤质量远优于日本煤，再加上价格优势，而且随着煤矿不断扩建，使得生产质量不断降低，原本的“微利竞争”变成了“利润竞争”所以最后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尽管日商倾销期间得到政府补贴，但竞争持续一年后，面对每年多达数百万日元的损失，无论是日商亦或是其政府，最终只能放弃上海市场以及长江中下游市场。
而正是在这场竞争之中，刘鸿生成为了上海甚至长江中下游有名的“煤炭大王”，在短短三年间积累了多达两三百万两的财富。
“欧战后，国内实业兴起，实业兴，而动力旺，现在国内煤需日涨，上个月牛庄进口了11.5万吨日本煤，芝罘输入了15万吨，现在，全国一个年至少要进口300万吨日本煤，日本煤兴，则中国煤衰！”
在“鸿生煤业公司”的顶楼办公室内，刘鸿生一边给程彭年倒着茶，一边道出他的想法。
“你知道，现在上海商界提及当年和日商竞争的时候，都说我刘鸿生有魄力，可他们那知道，当年若是没总理的支持，我刘鸿生的那几千两银子又岂能撑得住？当时总理告诉我，日本煤业兴，则机器业兴，他们向中国出口煤，一年出口几百万吨，利润达千万两，千万利润被其购买机械用于本国实业，进一步促进日本的发展，所以，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斩断他们在华出口煤炭，毕竟现在中国工业初兴，不仅急需煤炭这类的基础产业发展，虽不能出口，但却要替代出口，以节约金银外汇。”
在说话时，刘鸿生不由自主的朝着办公室内悬挂的总理挂像看去，因为财富源于总理的缘故，因此在上海，他刘鸿生不仅是国社党的重要支持者，同样还是总理的铁杆支持者，而他最佩服的同样也是这位年龄比他还小上几岁的总理。
“总理看的远，非我等所能比，我是生意人，在挣银子的时候，更要心怀国家！”
说着他朝程彭年望去。
“董事长，您的意思是……”
放下手中的茶杯，程彭年试探的问题了一句。
“黑金，黑金，煤以成金，咱们要把两淮的煤卖到全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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