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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税务司之后，其把海关作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近代中国海关体制的建立，几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仅就海关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选拔上，他一改任人惟亲的中国式传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于海关职员，他进行了专业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职。同时实行考核制度，奖惩有据。为防止**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时，陈澜生的神情中多少总带着一些钦佩之意，而他的话却让李子诚微微惊讶，惊讶于国人对这个“控制”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的态度之奇怪，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见一丝偏见。
“而更为难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国那里，认准了自己的身份——客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顾问”，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而在那几十年间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同样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关基本原则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同时，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此时陈澜生的话却完全颠覆了李子诚对赫德这个“殖民主义者、侵华代表”的印象。
“那时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国方才作出这一决定。”
沉默，这会陈澜生的解释让李子诚整个人一时间尽然无言以对，按照他的说法，赫德这个人，着实与历史书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说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而到了1899年则达26661360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满清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以至于后来，很多满清官员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待陈澜生的声音落下，李子诚却是笑了笑了。
“照这么说，咱们的赫德，到也算是个尽职的“顾问”。”
顾问也有尽职的，说到外籍“顾问”、“客卿”，中国和日本对待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人对那些“顾问”、“客卿”是大书特书，少数人是负面的，多数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还是明治维新的功臣，甚至后来还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贵族，而在中国，无一例个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几乎都是“殖民主义侵华分子”。
“应该说其非常尽职，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为那时满清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子读中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这会陈澜生的语气中多少带着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议无不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时局，就像是1865年递交的《局外旁论中》在分析国内外局势之后，几乎将清政府说的体无完肤，。政治上：“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军事上：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随后其建议中国进行改革，如果当时中国能抓住机会，实施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又岂会有随后数十年，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许，在赫德离开中国时，他早就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
“同时赫德的另一个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188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所以这个骑墙者最终还是被英国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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