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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拒他的稿子。
越是革命性的论文，其实越要小心谨慎，因为审稿人很可能是一个死脑筋。
如果因为认为学者是知识丰富的人，因此就是思维开放的人，那就与相信高官更有道德感一样可笑。
历史上的赛麦尔维斯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事例，这位匈牙利人在维也纳发现了产褥热与“毒素”之间的关系——那个时代还没有细菌的概念，造成产妇死亡的产褥热病被赛麦尔维斯认为是接生的医生在解剖尸体时带来的毒素，虽然认识有偏差，但赛麦尔维斯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命令所有给产妇接生的医生必须洗手。
听起来可笑，但在19世纪的欧洲，在那个相当于中国道光年间的时代，医生们不仅不洗手，他们甚至不洗衣服，以至于白大褂的围裙上沾满了血迹和碎肉块。
血迹的来源广泛，碎肉块的来源往往是尸体，学医的实习医生每天早晨解剖尸体并上课，下课以后就去产科帮忙接生，期间并不洗手，由此造成百分之十六的死亡率……
而在赛麦尔维斯的洗手令下达以后，他所在的产科的产褥热的死亡率从16%下降到了3%。
如此美妙的结果，在赛麦尔维斯发表了论文以后，却并未得到同行们的认可。
相反，赛麦尔维斯得到的是狂轰乱炸，自命神圣的医生们不能接受死亡是自己带来的这种理由，而他的解释方法也与欧洲一贯的医学理论不一致，当年的欧洲病理学是一种中医式的理论，他们认为每个人的疾病都与每个人的独特体质有关，所以诊断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异体质来进行，将一种复杂的疾病解释成是毒素，在当年的欧洲医生们看来是轻率且大逆不道的。
更何况，提出此点的还不是奥地利人。
最终，发表了革命性论文的匈牙利人赛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找不到工作，只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并在一番理论大战之后，被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惨死在精神病院看守的棍棒下。
杨锐倒是不担心自己被棍棒打死，但谁又能保证这一个下一个期刊社的编辑和审稿人是思想开放，神志清晰的明白人呢？
“谢谢你，张教授。”杨锐决定接受张教授的好意，付出的人情，来自再还好了。
尽管不是立即有效的措施，但至少是一份保险。
张教授的心情愉悦起来，笑道：“现在可以吃饭了？”
“吃饭。”杨锐笑着点头，放弃了去餐厅碰运气，或者说，自取其辱。
两人说着话，上了大巴车。
两辆大巴车拉着所有学者和管理人员，到某个偏僻的中餐馆坐定，就见川菜一并各种酒被端上了桌。
“茅台、伏特加和威士忌，谁想喝哪种就选哪种。我先说好，威士忌和伏特加都没有茅台贵哦。”负责招待的是当地领事馆的人员，两名很豪气的男人，用高脚杯装烈酒分给大家。
杨锐选了茅台，没怎么来得及品，就被碰杯了两次，干了下去。
尽管经常锻炼，身材强壮，四两白酒入肚，还是让杨锐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赶紧吃了两口米饭垫垫。
随着四两烈酒入腹，酒桌上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起来。
许多学者要经费要项目，都是陪着官员喝酒喝出来的。在一名科技处的处长就能卡住教授脖子的年代，底层和中层的学者少不了要请客喝酒。
就是杨锐读研的时代，学校里的教授都以此为立身之本，更别说是酒肉喧天的八十年代了。
杨锐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好，来者不拒的喝了两杯酒，渐渐顶不住了。
这时候，学者们也开始吹牛了。
这个说我的成果如何如何重要，那个说我在地方上怎么吃的开，另一位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放弃了机会……
说着说着，就有人拉着杨锐PCR技术品鉴了起来。
杨锐整日都在会议厅里疯狂的分发和介绍自己的研究，当然，这样做的人每年总有几个，但像是杨锐这样的中国年轻研究员，在中国团队中就很引人瞩目了。
因着杨锐的年轻，大家也不用在乎杨锐是否同意，几个喝得醉醺醺的学者，当场找出杨锐分发过的资料，一边读一边评价。
“太简单！”左一的男人如是言。
“机会主义。”左二的男人看到的是PCR的特殊性。
“有点意思。”左三的男人看到的是结论，转头又以符合主流的话语道：“也就不过如此了。”
杨锐木着脑子听邻桌的人评价自己，也懒得辩驳，干脆喂自己两高脚杯酒，呼呼的睡去了。
其他人讨论也愈发快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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