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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不吭声，便默默接过刘之纶的大氅，挂到旁边的衣架上。
我另拿了个酒杯，亲自斟满酒，起身递给刘之纶：“老刘你来啦，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
他接过滚烫的酒，凑到嘴边，兴许是烫到了，赶忙放下，伸手去摸耳朵：“老大，听说你有大事要商议，我赶紧骑马回来了，究竟是什么大事？终于要打日本了？”
你们一个个都和日本有仇是怎的？
我端起酒，抿了一口，这是父皇教的，无论何时，话事人都要摆出风淡云清的样子：“朕要造反。”
刘之纶瞪大眼睛：“什么？造反？好好的皇帝不当，去钻山沟子啊？”
我懒得解释，把刚刚的会议记录递给刘之纶看。
在通知人开会的时候，我特意最后喊刘之纶，当然不是我疏忽了，他在城郊练兵，肯定不能第一时间赶回北京。
这次干的是杀头的买卖，虽说我是皇帝，事情败漏还不至于真的被捉去砍头，但肯定会酿成大祸，兴许得跑路去南京。
如果是寻常事务，我一言堂就能拍板，但要引发一场精准可控的叛乱，就必须下血本，把精干人手合练之后调派出去，我作为皇帝，倒是不缺忠诚可靠之人，但手上的宦官、锦衣卫和官员用来治国打仗还行，拿来造反就不合适了。
终究是造反，你怎么知道皇帝不是在钓鱼呢？
我物色的可靠人员并不多，只有几个粘竿处的锦衣卫，所以只有把这些政治盟友都拉下水，让他们出人出力，大家凑份子。
在山东造反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别的不说，送孔府去见孔夫子，起码能捞到上千万两银子，大家平分都能分到不少，但此事风险极大，虽说倒阉一役，大猪蹄子带着他们碰瓷东林党和阉党，也赚了不少，彼此已经有了默契和信任，但这终究是造反，我不能强压。
用压力和威胁逼迫他们，就算他们拿出自己的家底，合作与友谊也会出现裂痕，除非我把与他们的盟约当成一次性的，不然这样近乎出卖盟友，逼迫他们送死的行为就不足取。
而如果一件事不能用强迫的方式去做，利益也没大道引诱所有人入伙，那就只有付诸于民主。
在座几人中，王祚远和刘之纶是家底最殷实，也是官位最高的，但这没有用，因为密谈的时候是一人一票，我投了赞成票，李若琏好歹手上有粘竿处，而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两票。
之后我只要在宋献策、王祚远和中村太郎中说服任意一人，局面就会变成三比二，只要其他两人不想被甩下帝党的战车，就只能义无反顾的押注。
想明哲保身？都听到这样恐怕的密谋了，难道还有退出的余地吗？
原本我以为王祚远不会同意，没想到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看来他对儒家、藩王的好感远低于我的预计，本还猜测他会给孔家留点情面，看来也是个务实的实干家，到底是赛里斯的马哲思，几千万人里爬上来的官。
既然王祚远赞成，宋献策和中村太郎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全面跟注。
造反的事情败露，在座所有人都拖不开干系，都会死的很惨。
所以刘之纶抵达军机处的时候，只有买单的份。
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政治手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