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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按部就班以后，日子显得平淡了不少，紧张自然还是紧张，毕业班嘛，升学率嘛，没办法。我把几年来中考试卷也翻了个颠三倒四，心里有根了。
傅康最近比较忙，四月刚冒头，他就开始筹备青年节的事——他还兼着桑树坪学校的团支书呢。傅康让我又填表格又写材料，说九河市农垦局要评选局级优秀团员，一个农场报三个典型，学校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
“事迹，我有什么事迹啊？”望着那些烦琐的条目，我踌躇起来。
傅康笑道：“这些佟校都给你想了，就写你怎样搞教学创新，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呗；再有，你不是还得了一个育才奖呢？一个中文系的，编这个还犯愁？”
我还真得了个“育才奖”好象还是国家教委下面的一个什么部门发的。我刚来桑树坪后不久，遇到一个教育系统组织的征文比赛，全校选手的作文辅导责无旁贷地落到我头上，后来有几个学生得了二、三等奖，其他都是鼓励奖，作为辅导老师，我顺水行舟地落了张小证书。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学生交了5块钱的参赛费，参加就有奖。这么寒碜的事也算事迹？
最后还是写上了。弄得很隆重似的，好象我被封成了教育标兵。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得过一张“中华桂冠诗人”的证书呢，据说我参赛的一首诗被联合国的一个什么组织看中了，已经翻译成好几种文字，要我汇款买几本书送朋友或者珍藏，后来花了俩月生活费，只换来一张吓人的证书。我想，所谓“育才奖”也不过如此。
这种荣誉在“系统内”没几个人有脸提，不过对系统外的人还是可以唬一气的，农垦局那些老爷们未必知道教育界那些小猫腻，各个系统都有各自的一套“活儿”比着出成果比着不要脸，一般老百姓根本闹不清那些特约记者、高工、人民好公仆和世界名人是怎么冒出来的。如果我在建筑工地上亮出桂冠诗人证书，脚手架上没准儿能栽下俩崇拜者来。现在，我怎么也算“得过全国性的奖”的，当然可以写进事迹材料里。这就是在“系统外”教书的好处，只有先被外行领导，才有机会糊弄领导。
我这样罗嗦是想表明我当时真的很不安，有一种苟且的无奈。
齐美云的母亲——那个妇联主任说我“有点假正经”现在回想，人家说的也对。
到楼上拿书时，佟校招呼我进去，跟章书记一块给我做工作，叫我写入党申请书。我推辞道：“我又不想当官发财，没兴趣啊。”
章书记笑：“入党就是当官发财？”
“那现在年轻人入党都为了什么？信仰？您信么？”我玩笑着。
佟校笑我想问题太孩子气，说我在政治上不成熟。我说我爱国也好爱民爱岗也好，不一定非得入党啊，我在政治上真没那个要求，不是党员就不允许追求进步了？
“我们不是想把好青年都吸收进组织嘛。”佟校笑道：“而且，你将来真想一辈子教书啊，学校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们年轻人做，思路要放得开阔一些，你看华中良，四十多了还哭着喊着要入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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