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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得能尽罢“老谬昏庸”之大臣“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善策，才谈得到。此看光绪所赐杨锐的密诏，自然明白。
第二，四京卿基本上仍是军机章京，不过指定了专看“时务条陈”的任务。赐杨锐密诏中指示，有所陈奏，仍由“军机大臣代递”可知光绪并无意推翻原有体制，以四京卿代替军机大臣。可知任命四京卿为革新的做法，而非革命的做法。
第三，光绪亦无凡行新政，必从康有为意见的想法。相反地，杨锐对林旭的签，常“强令改换三四次”而光绪向用杨锐，此可见宸衷总以持重为主，不取盲目急进。
第四，林旭希望利用看时务条陈加签的机会，实现康有为的主张。而谭嗣同意不在此，此所以“在值尚称安静”不知“最党康有为”的谭嗣同，别有不“安静”者在！
总之，武装夺权为康有为、谭嗣同及徐致靖父子的主张。四京卿中，林旭曾与闻其事，但并不十分热心，更反对谋诸于袁世凯，杨锐、刘光第则根本不知。所谓“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与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的“衣带诏”断为伪造，亦更明白。因为果有此诏，杨锐一定会声明“不奉诏”对拟时务条陈之签“所答有甚不妥当者”杨锐尚且强令之三四改而后上，谓其能奉措词如此不妥当的密诏，其谁信之？杨锐的一条命，实在是送在康有为手里的。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杨锐犹深致不满。只好说是前世冤孽，命该如此。至于谭嗣同，我不知道他看了林旭的诗，是不是悔悟听信康有为武装夺权的计划为失策，但死无怨言，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而与康有为并论，其贤愚不肖，亦彰彰明甚。
关于武装夺权，康有为有一把如意算盘，倘能成功，扶光绪登午门宣诏，是一次新的夺门之变，他就是另一个徐有贞。及至见事不谐，款段出都，先期避祸。至于谭嗣同，则早就存着成与不成皆牺牲的决心，此亦有诗为证。他的莽苍苍斋诗有一首儿缆船并叙，其叙如下：
友人泛舟衡阳，遇风，舟濒覆。船上儿甫十龄，曳入港，风引舟退，连曳儿，仆！儿啼号不释缆，卒曳入港，儿两掌骨见焉。
诗为乐府，应分三段：
北风蓬蓬，大浪雷吼，小儿曳缆逆风走！
惶惶船中人，生死在儿手。缆倒曳儿儿屡仆，持缆愈力缆縻肉。儿肉附缆去，儿掌惟见骨。
掌见骨，儿莫哭！儿掌有白骨，江心无白骨！
我相信，这“十龄儿”对谭嗣同人格的影响，远过于“康圣人”谭嗣同十二岁失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中国旧时大家庭中，如谭嗣同所遭遇的少年极多，若能成长，性格往往偏激狭隘。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如谭嗣同，由于秉赋特厚，这些“孤孽苦”反而成为鞭策的力量，能激发其宏愿伟力，一心一意思建大功德、大功业以普救世人。以性向差异，机缘不同，或为高僧，或为大英雄。而谭嗣同志向极大，思兼赅此两者，其自叙“仁学”的目的云：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仁学”在哲学范畴中，为一不成熟的见解。但立志既高，成就必大。只是需要穷思冥搜，面壁数十年，或许才能完成“仁学”的理论体系。而基本上谭嗣同只能成为大英雄，或者如张献忠入蜀时所遇到的，大英雄式的高僧破山大师。但成就英雄事业，亦须际遇条件配合。戊戌夏秋之交，谭嗣同所遭遇的局势，堪与“儿缆船”一诗所叙情形作比：
濒覆之船——将被瓜分的中国。
惶惶船中人——光绪及通国之人。
曳入港——行新政以自救。
逆风——慈禧一系的旧派。
于是谭嗣同慨然以“十龄儿”自命，其志可嘉，其情可敬，而其事可哀。最不幸的是，这个“十龄儿”旁边有个混账的大人在鼓励他“持缆愈力”切勿松手。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戊戌六君子，最窝囊的是康广仁；不甘死但不怕死的是刘光第；认命的是杨锐、杨深秀；死生皆无所谓的是林旭；而存必死之心，自觉求仁得仁的是谭嗣同。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撮叙其生平，以完清末四公子的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