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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