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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赋，是对七岁至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缴纳“口赋”二十钱，到了桓灵之时，口赋涨到二十三钱。
算赋，是对十五岁至五十六岁以下成年人征的“人头税”，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一百二十钱，谓之“一算”，对于商人与奴婢则加倍征收，每年二百四十钱。为鼓励生育，女子十五岁到三十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每升一等加征一算，有妇女怀孕者，免其夫算赋一年。
口赋和算赋是人头税，是归大司农，纳入国库，用于治理国家各项费用。
至于献费，则是一项单独的赋税，是缴纳给皇室，用于宫廷费用。
高祖十一年二月下诏：“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在诸王列侯的封国里，田租、算赋和口赋由诸王列侯征收，但要交一部分给皇帝作为献费或祭祀宗庙的酎金。凡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六十三钱，以供宫廷费用。
这个费用姬平给予减半。并没有取消，因为他也不知日后宫廷的花费问题，毕竟侍从护卫都需要薪俸。他也不可能去种地经商赚钱，所以暂时减半。而不予取消，免得到时候无钱可用，再加赋引起反弹。
如今姬平虽然加了田税，却大大减免了人头税，所以四周百姓眼里无不透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卢植率先拜倒在姬平面前：“王上此举惠及万民，万岁！”
随后关羽带头拜下：“王上万岁！”
“王上万岁！”四面百姓跪成一片，呼声震天。
在宋代之前，包括这个时期。万岁只是表示人们内心喜悦和庆贺的欢呼语，并非皇帝专用。
姬平加田税而减人头税，并不是没有考虑。田税增加，而人头税大大降低，并不是没有深意。
高祖以来，降低田税而实行人头重税，虽然能在初期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但很快就造成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加剧了土地兼并！
因为田税轻而人头税重，刺激了富户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因为他们一家的人口是相对固定的，只需要缴纳固定的人头税，但兼并大量土地。只需缴纳较少的田税，自己便能获得薄税的大量收入，所以他们越来越富，土地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收入微薄，但一家人口却不少，收入难以支撑相对沉重的人头税，为逃避难以负担的赋役，他们或托庇豪门。加强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或沦为流民。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如黄巾起义。
这样。大量的编户齐民从朝廷的户籍中消失，反而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而姬平减免人头税，正是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加重田税，以亩收税，却是加大了富户豪强的税费，因为他们的土地多。
这样的政策，一方面能加大对有钱有粮的豪强征收税费，平衡土地兼并力度，另一方面能鼓励百姓从富户豪强托庇下退出，编入国家户口，因为减免了人头税，田税只是少量增加，对他们而言，获得自由，自己种地当然更有好处。
但这种政策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面对地方豪强的反扑！
这个姬平早已经习惯了，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他不少政策都要抑制豪强，他只要有精兵强将在手，加上科举选拔人才，加上百姓支持，他怕个鸟！
何况这个田税也不算高，但凡有公心有良心的世家，自然不会有太大反响，而那些无良、贪婪的豪强，正是他姬平的目标。
看着跪倒一地的官员、将士和百姓，姬平兵没有让他们立时起来，而是继续道：“凡本王治下，严禁州郡诸县滥加赋税，自今而始，废刺史一职，设监御史，凡郡，置太守、都尉、监御史。
太守治民、进贤、决讼、检奸；
都尉掌郡兵，护卫郡县；
监御史掌监察，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
监御史之下设督邮，以郡分东、南、西、北四部，各监察诸县。
督邮之下设亭长，监察乡里。”
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也是姬平早有的想法，或者说这种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便实行了太守、都尉和监御史制度，西汉沿袭秦法，汉武帝时设刺史，也是主管监察。
但到了汉末，刺史除了监察，渐渐多了一些权力，到了王莽之时，将刺史改为州牧，实现了刺史由监察官到地方官的转变。随后地方反抗势力蜂拥而起反对王莽称帝，王莽为了镇压地方，又给了州牧统军作战的权力，已经是行政、军事、监察合二为一了。
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依旧制将州牧再改为刺史，但由西汉刺史无固定治所，变为各有驻地，刺史权力也逐渐扩大，又常有派刺史领兵作战之事，已经没了刺史设置之初掌监察的本意。
所以姬平废了刺史，改立监御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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