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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才是做人的本分。没能耐、不会念书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今后一定要多长本事，多卖力气，让人家瞧得起才是正道。房山那条件差，多带几张烟盒的隔潮纸，垫在褥子底下，省的落病。我再多说几句：爸爸曾经是蹬三轮的，经常由东直门处的燕京造纸厂拉各种纸张到广安门马连道仓库，为了防止好纸被剐坏，就在三轮的平板上放好几层香烟的防潮纸。那会的香烟最外的一层是有图案外包装，里面是香烟，好烟卷在外包装与香烟之间是锡纸隔潮，次一点的香烟中间则是隔潮纸。隔潮纸就是两层纸之间涂沥青。”
东西都准备齐了，行李也打好捆了，办事处粮油关系的转移也办好了，派出所户口关系的转出证明也开具完备了。万事俱备，就等着去报道了。我爸嘱咐我道：“到那么远的地方，这行李难免扔来扔去，容易弄脏，我在你的行李外面用你爷爷半身不遂时用的垫布裹住，再用麻绳捆好，等你走时办好。”
该办的都办好了，等候出发。
1965年10月13日，我们早早起来，爸爸给我打行李，妈妈给我爸打下手，结结实实的将行李捆好。二大妈也早早起来，把蜂窝火捅着，给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还卧了两个鸡蛋。要知道从我记事以来，我们家就没条件正式吃过早点。二大妈端着面条笑呵呵的说：“吃口面条，顺顺溜溜，吮口卧蛋，圆圆满满。”我从二大妈手上端过碗来，挑着面条，啜着点有香油的面汤，吃着那圆而挺实的鸡蛋，真香啊！真好吃！这顿早点我记住了一辈子。
爸爸给了我到外贸局南大礼堂的车钱并对我说：“我就不跟着去了，如果你到学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先和老师说，让学校先垫着，等发了钱再还上或等回家时爸再给你还上。”穷啊！真穷啊！穷的没尊严！穷的没面子！但……
我扛着行李，爸爸将我送到四路公交车的北新桥站，没等车来就转身进入胡同回家了，没有过多地言语，没有嘱咐，没有叮咛。看着父亲的背影，我读懂了他的心，读懂了对我的期望，虽不指望我出人头地，但总算有个挣钱、吃饭的地方了。车来了，上了车，到了电报大楼后倒十路后到了三庙前街站。下车后我扛着行李走到了南大礼堂，路边停着3辆大敞篷的货车，还是矮槽帮。我停在中间那辆车旁边，过来了一个大人，我连忙叫了声“先生”（我们念初中时，称呼老师为先生），因为他就是面试我的那位老师。老师笑着对我说：“我姓潘，叫潘且勋。你叫我潘老师就可以了。”我笑着叫了声“潘老师”。潘老师望了望四周问我：“你的家里人呢？”“没来，就我一人！”我回答道。潘老师不解的摇了摇头，他帮我把行李扔到车上，我也随即爬上车厢。三辆车我是第一个爬上去，我也是唯一一个让老师帮助把行李扔上车的。只见路边70多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们说说笑笑，忙着拜托老师，叮嘱孩子们互相照顾……70多名同学里唯一没人送的我呆呆地看着他们，等待着开车。
不知几点，汽车开动了，载着70多名落榜生驶向人生的第一站----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半工半读）。这些学生都是被分配的，而不是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