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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政治经济的要素中，货币最为关键；在货币的全部制度里，创造货币的权力最为核心。但是，在这一国家的神圣权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经济学家们的只言片语。
——美国货币史学家德玛尔
1864年初，两份在中国成立银行的商业计划书摆在了老沙逊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孟买本地的英国商人开始筹建面向中国金融市场的“中国皇家银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航运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银行”计划书。最终打动老沙逊的恰恰是那位毫无银行业经验的年轻人的计划。这个苏格兰小伙子名叫托马斯苏石兰，年方三十却已经是著名的大英轮船公司驻香港的业务总监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主席了。
老沙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主意。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相比，在信息联系方面会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与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未来与汇丰银行的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
老沙逊立刻批准了这个项目。
在汇丰银行的主要股东中，除了沙逊，还有宝顺和旗昌洋行。然而宝顺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机中破产，旗昌洋行也在危机的打击下，于19世纪70年代初淡出中国市场。于是已经成为鸦片新霸主的沙逊洋行，就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支柱。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为罗斯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伦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伦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伦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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