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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
吴国桢启三月二十日
吴国桢这种一个人对一个集团的大缠斗，就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展开着。最后，吴国桢拿出撒手锏，他说你们逼我，我可真要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亮了一手，公布了一点国民党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像一颗原子弹似的，从天空上丢了下来。这下子蒋介石寒了，知道娄子给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吴国桢是惹不起的。于是台北方面一声令下，全部挞伐一夕停止，宋美龄秘密赶赴美国见吴国桢，费尽了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最后，吴国桢的儿子也被准许离开台湾了。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八月三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吴国桢是高级知识分子，跟着蒋介石下面做官，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扶同为恶，同流合污，坏事自然有份。当他已经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我们可以视他有“赎罪”心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吴国桢虽未被打倒，但形同放逐，蒋介石多少还是有点收获，为儿子经国除去了一个心腹之患。
吴国桢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是孙立人事件。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能够洞悉蒋介石性格的人，便知孙案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既非黄埔又比黄埔杰出，已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的国际声望，赢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礼遇与敬重，更令忌才多疑的蒋介石不安与猜忌。一旦情况稍稳，就把良将拉下马来。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孙立人军事素养深厚，技高一筹，印缅作战，出奇兵、打硬仗，反攻缅北时，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获英国皇家奖章，成为世界级的名将，战后被邀赴欧洲战场巡视，蒋介石麾下无人可望项背。国共内战，孙立人在东北打得顺利，忽遭黄埔排挤，最后被送到台湾训练新兵，让黄埔军头去立功，孰知立功不成，反而惨败，纷纷撤退来台。孙立人在台内有新兵，外有美国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由于忠于蒋介石之一念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孙立人“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眼樊？演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冤气难伸，家属奉陪，卖“将军花”维生而已。
一九九四年二月台北新新闻周刊第三六一、三六二合刊本，以醒目的标题，长篇报道所谓“孙立人案的大发现”、“cia机密档案惊人揭露”、“独家报道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档案”认为“在美政客、将领鼓吹下，孙立人答应与美发动兵变”云云，好像是落实了孙立人的兵变。其实，所谓“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学者早已利用了；所谓“独家报道”的主要论述，实自一九九o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康明思（brucecumings）著韩战的起源（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一书下卷，有关孙立人部分抄译而来。这些解密的档案不过显示美方单方面的意愿，腊斯克有一度想驱蒋之后，把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见schaller，douglasmacarthurp.179）迟至一九五o年六月十九日，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犹谓：
美国应该经由最可信赖的私人密使告诉孙立人，假如他愿意搞政变以便置台岛于其军事控制之下，美国政府准备为他提供必需的军事援助与意见。（译自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p.508）
朝鲜战争于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已转而又支持蒋介石，至战争发生前夕的六月十九日，美方仍在单方面示意、仍用假设语气，并无孙立人正面回应的迹象。孙立人之所以一再被美方一厢情愿地看中，诚如康明思所说“由于孙曾在弗吉尼亚军校受训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vol.2.p.534）之故，当年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robertstrong）曾告诉康明思，前美驻台北领事克伦茨（kennethkrentz）于一九四九年年底与孙立人接触并告诉他，假如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方将全力支持他，但是“孙断然拒绝如此做”（sunflatelyrefusedtodoso.）。（见同书，页五三四，参阅页八七二，注八十五）其他档案资料中所谓孙立人的“正面反应”不过是“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惟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腊斯克（deanrusk）的回忆：
一九五o年六月初，腊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腊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schoenbaum。wagingpeaceandwar。p.209）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笺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腊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腊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腊斯克于六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六月十九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腊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腊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腊斯克感到“吃惊”（startling），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腊斯克有嫁祸于孙之意图”（ruskmaywishtoplacetheonusforthecouqonsun）（见cumings。theoriginsofthekoreanwar。p.537），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mcglothlen。controllingthewanes，p.105），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腊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见该刊，页二十九、三十），还要侈言“以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页十八）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o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一九四九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回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o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一九五五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汪荣祖有诗为证：
暮年不复旧英姿，
一死余哀感此时。
本意沙场争爱国，
岂知衙内每徇私。
伤黄泣李枉囚雪（黄氏姊妹与李鸿），
摧骨胸午夜悲（闻孙将军被囚禁后，中夜醒来搥胸悲鸣）。
难望赵秦平冤曲，
如闻怒发冲冠词。
二
秉钺专征追马班，
江南浴血气如山。
伤痕累累终无悔，
禁网深深久困闲。
百战功高罕有失，
扬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鉴还清白，
又烛东窗构桧奸。
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因是孙立人反对政工制度，与太子为难。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赵构，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是多少年前的历史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有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心术，实在超过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未亡人们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似应痛定思痛，不再cc、不再黄埔了，国民党也要改造了。一时之间，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结果仍然是权宜之计。曾几何时，这一对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蒋政权更加“私”了，私到儿子身上去了。吴国桢说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可称一针见血之见。其实知蒋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亦曾指出，对蒋而言，要区分他个人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并不容易（staurt，fiftyyearsinchina，p。276），也就是说公私根本不分。蒋介石自称革命一生，到头来在小岛上建立小朝廷，传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这教人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