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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组成第二集团军。阎锡山及其山西部队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国民党,组成第三集团军。李宗仁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于“第一次北伐”中战功卓著,势力不断扩张,组成第四集团军。这四个集团军各有地盘、各有军头,名为党军,实听命于军头,非新军阀云何?而“第二次北伐”的军力就是靠这四个新军阀集团。

    蒋在南昌抗命时,武汉中央曾拟取消总司令以削其兵权,惟力不从心。而今蒋恢复总司令职之后,竟自动改为平行的四个集团军,各称总司令。不仅此也,蒋还主动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议设立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分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出任主席,实同政治分权。李宗仁认为蒋于下野前曾被人骂独裁,故复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我们觉得并不尽然,独裁乃其一贯目标,为达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权术与战略运用,所谓“夺之先予之”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势,冯、阎各据一方,而二人资历都在蒋之上,为了尽快底定华北,绝对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击溃唐生智后,控驭两湖,军容甚盛,亦必须拉拢笼络。更何况直鲁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张作霖的奉军以东北为根据地,实力仍然强大。简单言之,蒋为了清除旧军阀以完成北伐,必须团结新军阀不可。

    蒋介石所谓的“第二次北伐”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开始总攻击,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掠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自太原出娘子关,截断京汉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自武汉循京汉铁削匕进,与友军会师北京。如此庞大的军团,南北夹攻,声势浩大。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军于龙潭一役后,已一蹶不振,然而蒋介石及其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时,左翼忽被孙传芳残部突破、顿感惊惶失措,幸冯玉祥的孙良诚部及时截断孙军退路,始得解围,蒋冯两军遂于四月二十二日在泰安会师,并于五月一日进占山东省城济南。

    蒋介石进驻济南,当时济南有日侨两千人,日本田中政府遂以护侨为名,不顾蒋之外交部长黄郛一再保证日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蒋复于三月六日欢宴日本记者演说时,强调“中日亲善提携”(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鳊(一),页一一四),仍于四月十八日决定派五千远征军到山东。北京、南京两府俱向日本抗议侵犯主权。蒋到济南后立即与日将获致协议,日军撤退,蒋保证维持和平,并令各军“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见同书,页一二四),但五月三日一早就发生冲突,引起枪战。蒋介石害怕,同意撤至城外,以换取停战。根据英美公使的密件报告,冲突的发生实由于蒋军入城后纪律太坏之故。(见wilb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179)然而蒋虽撤兵城外,日军仍借题发挥,派遣生力军,声言惩罚,并于五月七日递交第一次通牒,要求处置有关官员,解散有关部队,撤去济南城内部队,查禁一切反日宣传,以及所有中国部队向济南至青岛铁路南北两侧撤退二十华里等,并限十二小时内答复。(见同书,页一三三)蒋介石在日帝横蛮威吓下,居然答应一部分极具侮辱性的条件,但日方仍不满意,于五月八日下午向济南实施攻击,至十一日蒋军无力抵抗而屈服,济南城内外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军民死亡数千人之多。(据蒋总统秘录,日寇杀害中国军民三千二百五十四人,见第七册,页五十一)

    蒋介石于五月五日晚上,当日机轰炸济南时,就仓皇逃出城外,把总司令部迁至党家庄车站,翌日冯玉祥来晤(见冯玉样日记第二册,页四五八),黄郸、王正廷、杨杰、杨永泰、蒋作宾等参与会议。蒋介石居然在会议上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的主张,但遭冯玉祥等反对。最后决定避开日军,绕道北伐。五月十日,南京政府党政联席会议在兖州召开,与会国民党要员一致表示必须对日妥协,满足日军一切要求,并诉请国联调停。有趣的是,蒋介石再度提出放弃北伐,此次冯玉祥不在场,由谭延力言不可放弃,蒋介石无辞以对,只好打消这个念头,再度肯定绕道北伐的前议。但他自己不肯再在前线指挥了,把任务交给冯玉祥后,即返回徐州去也。(参阅蒋致冯玉样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页一三九)

    济南惨案毫无疑问地暴露了日帝横蛮凶残的真面目,不过一片反日情绪却也模糊了蒋介石举措失当的真面目。这件惨案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一开始就采取极为软弱的对策,不惜卑躬屈膝,在五月二日的日记里自认:“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他又于五月六日电告南京政府“转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语宣传,宜随时取缔。”(见国闻周报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屈辱,并未稍减日帝的暴行,更未得丝毫善意回报,可称国耻。(参阅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页七十五至八十九)他于失败屈辱之余,竟忧惧丧志,二度想放弃北伐。他还掩饰第一集团军的军纪废弛。前次汉口事件与南京事件,他有共产党可以指责,而此次共党既被他清除干净,已无代罪羔羊,只好加以掩遮。其实蒋军的纪律绝不会比一般军阀的军队好。

    蒋介石于兖州会议后回到徐州,把绕道北伐进兵河北的任务交给冯玉祥,让第二集团军去应付京津一带的帝国主义,以及号称百万的奉军。他又约冯玉祥与白崇禧到郑州,于五月二十一日开军事会议,以地盘与军饷来鼓励冯、白积极进攻。白返汉口后,即率第四集团军北上。白回忆称:“奉军之侦察机发现我方之援军有百余列车,才退回关外。”(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页九十)张作霖奉军足与阎锡山晋军周旋,但桂系大军压境,势必退守东北。不过由于张作霖极度敌视冯玉祥,故于离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阎锡山进取京津。奉军于五月底即弃守保定。蒋介石于五月三十日到石家庄晤阎,许诺京津地盘。六月一日张作霖通电出关,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张学良于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军退出山海关。同时北京的“和平维持会”电请在保定的阎锡山进京。八日阎属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阎偕白崇禧进京,设立卫戍司令部。十二日阎以部将张荫梧任北京市警备司令,命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完全控驭京津地区。蒋介石先促冯玉祥进取河北,后让阎锡山据有京津,自有制造阎冯间矛盾之嫌。冯玉祥于六月二日电蒋“谓我军是为革命而牺牲、为统一而作战,非为争地盘而革命”(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四六八),已露意气,冯的不开心,不仅表之于电文,而且付诸行动,命韩复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馆所请维持秩序的一旅奉军,并缴其械。公使团与南京政府几经交涉,才逼使冯玉祥放人还枪。显然冯生此事端,令蒋难堪。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名义,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事实上,统一并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帜;张学良退据东北,至岁暮才内属。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东北,蒋岂敢进兵?由于当时感到统一东北无望,才会于六月十五日宣告统一。他未料到张学良国仇家恨,不顾日帝的威胁与阻挠,毅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东北易帜,归属中央。(见申报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报道,另见同日上海新闻报)然而即使东三省内属,南京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集团军雄踞一方,派系林立,军令与政令均未真正统一。所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根本是有名而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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