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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只不错眼珠的着着烟袋。
“死是不可免的；我怕老张的笑声，然而不怕死！”“叔父！”李应打断他叔父的话：“你不用说‘死’成不成？”老人没回答。
“老张！你个”王德不能再忍，立起来握着拳头向东边摇着，好象老张就站在东墙外边似的。
“王德！坐下！”李老人呆呆的看着案上的五彩瓶。王德坐下了，用拳头邦邦的撞着炕沿。
“我对不起人，对不起老张，欠债不还，以死搪塞，不光明，不英雄！”老人声音更微细了，好象秋夜的细雨，一滴一滴的冷透那两个少年的心情。“你们，王德，李应，记住了：好人便是恶人的俘虏，假如好人不持着正义和恶人战争。好人便是自杀的砒霜，假如好心只是软弱，因循，怯懦。我自己无望了，我愿意你们将来把恶人的头切下来，不愿意你们自己把心挖出来给恶人看。至于金钱，你们切记着：小心得钱，小心花钱。我自己年少的时候，有一片傻好心，左手来钱，右手花去，落得今日不能不死。死，我是不怕的，只是死了还对不起人，至少也对不起老张。以前的我是主张‘以德报怨’，现在，‘以直报怨’。以前我主张钱可以乱花，不准苟得，现在，钱不可苟得，也不可乱花。王德，你用不着进城。李应去后，老张正需人帮助，他决不致于因为你和他打架而慢待你。你要是天天见老张，至少也可以替我打听他对于我的摆布。不过，你的志愿我不敢反对，进城与否，还是你自己决定。从事实上看，好似没有进城的必要。我的话尽于此，对不对我不敢说。你们去罢！不必怀念着我的死，我该死！”
李老人舒展了舒展大衫，慢慢的卧下去，随手拿起一本书，遮住自己的脸；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襟部微微的起伏，衬着他短促的呼吸。
“设若你能还老张的钱，你还寻死吗，叔父？”王德问。“我怎能还他的钱？”
“我回家对父亲说，他借与你钱，将来李应再慢慢的还我父亲。”
“傻孩子！你父亲那是有钱的人！”
“他有！一收粮就有好几十块！”
“几十块？那是你们一年的用度！傻孩子，我谢谢你！”“呕！”王德疑惑了。“原来几十块钱不算富人，那么，多少才可以算富足呢？”
多么难堪夏日午时的静寂！树上的红杏，田中的晚麦，热的都不耐烦了！阵阵的热风，吹来城内的喧闹，困的睡了，不睡的听着听着哭了。这时王德和李应又坐在破磨盘上，王德看着那翎毛凋落的丑老鸦，左顾右盼的摇着秃头脑，要偷吃树上的红杏。李应低着头注视着地上的群蚁围攻一个翠绿的嫩槐树虫。老鸦轻快的一点头，衔起一个圆红杏，拍着破翅擦着篱笆飞去。王德随着老鸦把眼睛转到东边的树上，那面丑心甜的老鸦把杏递进巢内，哑哑的一阵小鸦的笑声，布散着朴美的爱情。
李应不知不觉的要用手拨散那条绿虫身上叮着的小黄蚁。他忘了他的手被王德紧紧的握着。他一抽手，王德回过头来：“李应！”“啊！王德！”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处，触动了他们的泪腺的酸苦。他们毫不羞愧的，毫不虚伪的哭起来。
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
“你哭完了没有？我完了！”王德抹着红眼。
“不哭了！”
“好！该笑了！今天这一哭一笑，在这张破磨盘上，是我们事业的开始！李应！你看前面，黑影在我们后面，光明在我们前头！笑！”
王德真笑了，李应莫名其妙不觉的也一乐，这一乐才把他眼中的泪珠挤净。
“王德，我还是不赞成你进城！”
“非去不可！我有我的志愿！”王德停顿了一会儿：“李应，你姐姐怎样呢？”他的脸红了。
“有我姑父姑母照应着她。”
“是吗？”王德没有说别的。
“你该回家吃饭，老人家要是不准你进城，不必固执。”“父亲管不了，我有我的志愿！”王德说着往四下一看。“李应，我的书包呢？”
“放在屋里了罢？进来看看。”
两个人轻轻的走进去，李老人似乎昏昏的睡去。李应爬上炕去拿王德的书包。老人微微的睁开眼。
“王德呢？”
“在这里。”
“王德！不用和别人说咱们的事。你过来！”
王德走过去，老人拉住他手，叹了一口气。王德不知说什么好，只扭着脖子看李应。
“王德！少年是要紧的时候！我，我完了！去吧！告诉你父亲，没事的时候，过来谈一谈。”
王德答应了一声，夹起书包往外走。老人从窗上镶着的小玻璃往外望了王德一望，自言自语的说：“可爱！可爱的少年！”
乡下人们对于城里挂着“龙旗”“五色旗”或“日本旗”是毫不关心的。对于皇帝，总统，或皇后当权，是不大注意的。城里的人们却大不同了：他们走在街上，坐在茶肆，睡在家里，自觉的得着什么权柄似的。由学堂出身的人们，坐在公园的竹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责任义务且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
他们不但这样想，也真的结党集社的“争自治”“要民权”发诸言语，见之文字的干起来。不但城里这样的如火如荼，他们也跑到乡间热心的传播福音北京自治讨成会，北京自治共成会，北京自治听成会，北京自治自进会，黑牌白字，白牌绿字，绿牌红字，不亚如新辟市场里的王麻子，万麻子，汪麻子，一齐在通衢要巷灿烂辉煌的挂起来。乡间呢，虽不能这样五光十色，却也村头村尾悬起郊外自治干成会的大牌。乡民虽不认识字，然而会猜：
“二哥！又招兵哪！村头竖起大牌，看见没有？”一个这样说。
“不！听说围起三顷地，给东交民巷英国人作坟地，这是标记。”一个这样答。
两个，三个，四个，至于七八个，究竟猜不透到底是招兵还是作洋坟地。可是他们有自慰的方法：这七八个人之中的一个，杨木匠，断定了那块写着不可捉摸的黑字的牌子是洋槐木作的。王老叔起初还争执是柳木，经几次的鉴定，加以对于杨木匠的信仰，于是断定为洋槐木，然后满意的散去。过了几天，二郎镇上的人们惊异而新奇的彼此告诉：“关里二郎庙明天开会。老张，孙八，衙门的官人都去，还有城里的有体面的人不计其数。老张，孙八就是咱们这里的代表。”
这个消息成了镇上人们晚饭后柳荫下的夕阳会聚谈的资料。王老叔对孙八，老张加以十分敬意的说：“到底人家绅士和作先生的，有表可带，才当带表，象咱们可带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