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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去白茅岭是在六月一个突兀的暑天里，气温高达三十六度，小车没有空调装置，烈日晒透了车顶棚，中午时分，却又抛锚。公路在阳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点水洗脸，有一个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处，绕了一圈没看到井却又绕回到那男人跟前。后来有一个卖冰棍的人来，就买了冰棍。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场部时，已近三点。晚上，场部为我们接风，还安排看一场电影大侦探，因这一天又热又倦，便谢绝了电影。原以为山区是避暑的地方，有许多参天的大树，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只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几棵柏树孤零零地站着，被骄阳最后的光热，烤灼得焦枯了。以后才知，这是丘陵地带，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热，冬天则更寒冷。
这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准备写什么，我不期待会有“米尼”到白茅岭来采访，原因是有两个：第一，这里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这里的女人没法拒绝我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就是说，我们保证可以在此得到故事。这将是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它和我们通常的经验有什么不同？这些故事又会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的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就是使我们兴奋而充满期待的。在这之前的一个夏季里，我每逢周五这一日，就去上海市妇联信访接待站旁听。上门寻求帮助的妇女，所遇问题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产后继续请假的障碍，双胞胎的独生子女费和托育费的处理，因未婚先孕而单位给予惩罚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资的有无多少等等情况；另一类是婚姻恋爱纠纷，故事往往是在这一类里。上门的妇女以女工居多，还有一些无业或待业的青年。因为知识妇女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多，一般也不愿旁人插手个人的事情，私有观念比较重吧！坐在妇联明亮的大厅里，落地窗外是阳光普照的花园，麻雀在法国梧桐的荫地里叽喳，听一个发生于火车站个体户小餐馆里的故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想：就在这一刻里，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自己的经验显得很不够用了。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悬案，有一日，一个母亲陪了她遍体鳞伤的女儿来，诉说一段冤情：这女儿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帮助某小厂生产，周末才回。楼下住着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则住隔壁一幢房内。一日清晨六点，公公看见楼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贼，并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惊，松了手去，那人夺门而去，刀却落在地上，据认，这是媳妇房内的水果刀。于是公公兴师动众，叫回儿子，逼着媳妇说出隐情，媳妇大叫冤枉，被责打了一个通宵。里委和各方单位都来进行调查，结果是：媳妇死不承认留宿过一个男人；公公咬定有一个男人清晨从楼上走下；而没有任何一人见过他所描绘的男人在清早时走过弄堂，唯一的证据是这把水果刀。媳妇说这刀并不在她房里，就吵嚷着要去查验刀上的指纹，一时也不知上哪里去查验，于是就来到了妇联。这极像是一部推理片的开头，可能性极多。我和信访站的同志聚在一处，从各个角度追究这个事件，却也毫无结果。后来，那母女俩再也没有来过，便也无从了解事情的发展和结局。这里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开头或者片断，充满了暗示和预兆，使我们开动了想象力，但因经验和认识的局限，终于也无法推测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话又不能问得太多，这会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听的身分，常常遭到人们戒备和讨厌的目光。而白茅岭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们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权利向她们提问，这不符合人权精神，可这就是我来此地的动机了。虽然我不知道会有“米尼”
炎热使我意气消沈，由于电力不足，风扇旋动得非常缓慢，有气无力的，灯光也昏暗。隔窗可见一条柏油路，隐在路灯下，路边是一些花圃，有乘凉的人们走着或坐着。女劳教大队在距此三十里的枫树林，已经有许多记者、作者、编剧、导演去过那里，写回许多报告，还拍摄了一个多集电视剧，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据说干警和劳教人员都参加了表演。我不知道这一趟来会不会有新鲜的发现。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饭，就去路口等着上车。原先，一个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干警们很不方便。往往她们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劳改或劳教大队工作，一周也仅能来回一次，孩子就无人照管了。在白茅岭农场，主要的职业只有一个：干警。现在，女劳教大队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辆专门的大客车，开车的是一个卷头发的小夥子。七点半时准时开车，沿途会停几次，有去枫树林小学读书的孩子搭车，他们下车时便齐声喊道：“谢谢爷叔！”我注意到他们说的是上海话，将“叔叔”说成“爷叔”虽然，上海对他们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从上海来到此地，披荆斩棘开创农场的垦荒者，当是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车走的是一条土路，起伏蜿蜒，当拖拉机迎面而过时，便扬起漫天的尘土，蒙住了视线，路边是茶林和稻田，柏树总是孤零零的，在视野中停留很长时间才消失。车中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女孩，她们往往是在幼年的时候，跟了母亲到这里来。其时，父亲们已在此铺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只留给她们模模糊糊的记忆。
到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停办，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女教养所），判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个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后读书、学习、伫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女劳教大队主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于是在我们去到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不容缓。在此同时，文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发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以下的。后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后话了。
傍晚回场部的途中，汽车将放学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净净的一身，这时已泥猴一般，手里还用塑胶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针似的小鱼在游。天气还是炎热，夜间一声闷雷，下了几个豆大的雨点。
这一天开始了采访，许多人向我们推荐二中队的一名女劳教，这是使人感到非常头痛的一个角色，她们描绘她道：她的气质显然同一般劳教不同，很文雅，长得也清秀，肤色白净，高鼻大眼，说话毫不粗鲁，教养很好似的，从不与人争吵，也不与干部顶嘴，然而却也不听从指挥，自行其事。比如，队长喊集合，别人都跑出门去站队，只有她躺在床上，等队长跑到床前喊道：起来！她才慢慢坐起说：起来吗？喊她做活，她很温和地说：我不会做啊！于是就教她，比如钉扣子，她把扣子钉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别人还要下功夫拆。她就是这样和队长纠缠，队长受不了她，只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劳动，每天坐在床沿，很惬意的。她声称她会英语，时常以英语回答队长的问题，弄得人不知所措。这天，队干部们正在讨论针对她专门成立一个严管组，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住单人房间，直到她听话了才归队。同时，她们又很怀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个医院为她作精神病鉴定。眼下医院一般不愿接受这种检查，因精神病鉴定本来就极复杂，再要委任它承担法律的责任，就更不敢轻易下判断了。她们建议我们与她谈谈，从她们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期望，她们说：你们作家和她谈谈，会不会有结果呢？她们与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龄，虽是管教与被管教，却并没有超凡的经验和手段，相比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们的广阔丰富，是要比她们更为老道和成熟，这一场斗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这些女孩子们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种挫败感。我很想试一试，我想到有一些读者曾把我们当作医生，将他们的困惑和忧虑告诉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也许，我想，我能够洞穿并制服她呢？
然后，她来了。如她们所说，她文静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头发齐颈项，一条淡黄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脚下穿了白袜，一双搭绊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还有一些茫然。队长告诉她，我们是上海来的记者，要与她谈话，她要有问必答，老老实实的。她说：好呀，好呀，声音有些飘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声。然后，我们就带了她离开二中队去大队部接待室。二中队的院门锁着，有一个身体高大，脸色黝黑的劳教过来为我们开门，并向我们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们走向大队部的路上，有些发窘似的，开始没说话，互相看着，她轻盈地走在我身边，态度很闲适。过了一会，我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歌唱似的说：不知道啊！我又问：你什么时候出去呢？她说：不知道啊！我碰了钉子，心里有些恼火，又执着地问：你为什么进来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带了一点攻击地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进来吧！她还是微笑着，说：我正想请你们帮我去问一问，我到底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还想请教你们，究竟什么是劳教？她变得滔滔不绝起来：我要读法律的书，你们能帮我找一本法律的书吗？什么是劳改，什么是劳教，难道可以随随便便地就用手铐铐人吗？我们这里吃的饭好比是给鸡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发出这么多东西，全是吃这里饭吃出来的。她卷起袖子给我看，我说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这时，我们已通过门卫，到了大队部。她坐在我们对面，坐相还端正，她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视。应当问什么呢？心里不由有点惶惑，停了停，就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她总算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又问她在外面时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说上班有什么意思？那么不上班又做什么呢？她说：不上班当然很开心，咖啡馆坐坐，逛逛马路，这时，她忽然抖起腿，说话的口气也变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里有一种紧张，问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单位，能否请我们做她的老师，帮助她写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说：做你的老师很累啊！她就笑，声音银铃似的。我们不知道还能问什么，又坐了一会儿，只得将她送回二中队去了。跑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黑脸蛋的女孩，她的眼睛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队长们问我们谈得怎么样，我们说她也许精神是有问题。中队长们说，可是有时她头脑特别清楚啊，能活活地将人气死，她的母亲和哥哥来探望，和她说什么，她都不好好回答，只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亲则哭个不停。她进来的原因是偷窃和流氓，原单位是上棉十三厂，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劳教，因表现不好延长三个月。
出师就很不利，情绪有些低落，要是个个都这样难弄，咱们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队长问我们还想找哪一个谈，我们草草地看着名单，胡乱点了一个。此人生于一九五五年，在某农场所属工厂的总机工作，与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判为卖淫。我们是从绣花工场将她带出来的，她较为高大，剪了短发，脸庞宽宽的，浓眉宽鼻，看上去健康质。走在路上，我们问她怎么样？她说活儿实在太重，脚都肿了，说着就弯腰揿她的脚踝处给我们看。我们说：是有点肿，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达的样子说：吃官司嘛！我们走进大队部，坐定下来，我们刚问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泪噎得大口大口喘气，一边说道：没想到会吃官司，怎么会弄得吃了官司！她哭着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等她哭好了才说，可她的眼泪就像流不尽似的，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样等下去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艰难地吞咽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大概情况是这样：她已结婚，有一十岁的女儿，后来她与一男人发生关系，此人承包了一个豆制品厂，比较富裕，对她很好，问她如何地对她好，她哭道：帮我打开水什么的，反正很好。他为她家买了许多东西，因此，她丈夫对这事也就眼开眼闭，甚至有几回在家里撞上，他也高抬贵手。我们不禁要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便气愤地抬高了声音说道：他身上穿的短裤都是我那男的给买的，他能说什么呢？我们便哑然。她再又接着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买这买那的，后来就闹翻了，将这事抖落了出来，那男的妻子也来一起闹，最后将她送进了派出所。在承办员例行公事地查问下，她却还说出了其他许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几次和多少个男的发生关系。这回我们真的奇怪了，她说她们那里的风气就是这样，男的随时会打上门来，向女的提出这种要求，她在总机工作，认识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认识的，怎么好意思拒绝人家呢？她反问我们。然后又一阵突兀的悲伤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办员看我太老实了，好几次对我说：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到了明天就来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话。到了晚上，他又说：现在还来得及，明天就来不及啦，我一点也不懂啊！我们便默然。哭了一阵，她稍稍安静下来，我们就问她丈夫有没有向她提出离婚，她点头，并说要与丈夫争夺女儿，提到女儿又是一阵号啕，哽咽着说她给女儿小学的校长写了一信，却没有回信，问我们可不可以回上海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哭了一阵，她舒出一口长气，似有些欣慰地说：离了婚，电冰箱什么的倒都是归她的。我们说她丈夫肯放弃吗？她就说，那些东西都是那男的买给她的呀！这时候，她彻底平静了下来，说她还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着又抱怨活儿太重，脚都肿了，里面的劳教又都厉害，成天乱哄哄的。这时天已近中午，我们说我们谈话耽误了你做活，会不会给你减些定额呢？她嘴里说没关系，眼睛却期待地看着我们。她使我们扫兴并且莫名其妙。卖淫和淫乱这一桩事被她说得那么简单和自然，我们的问题倒显得很无常识似的。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和法则，这个世界是我们永远难以了解的。然后我们就将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点，召开全体劳教的每月一次评点会，劳教们在中队长的带领下，排了队端了小板凳去大礼堂开会，评点会有这么一些内容：宣布一批受表扬的名单，表扬分两种，口头和书面的，三次口头表扬等于一次书面表扬，三次书面表扬可得嘉奖，比如减少服教期，回沪探亲。表扬之后是批评，有一个外号叫“黑鱼精”的劳教上台作检查。此人名气很大，才来两天我们就时时听说她的劣迹了。她曾以流氓罪服过刑，服刑期间，与同监房的女犯搞同性恋，出狱就多了一手。这回进来，只能将她安排在单人房间，晚上必须上锁。她周期性的会出现疯狂的状态，伤人或者自伤，喊叫她的“b角”在这里，凡在同性恋中处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则为a角。有时候，必将她的b角的内衣给她，才可使她安静。而在她正常的时候，却是诡计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开大会时，她坐相不好，队长便用脚踢了踢她，说：坐好！她立即给了队长一个嘴巴，大叫：队长踢我！队长也无话可说，还须向她道歉，用脚踢她自然是有错的。当然她也须作检查，可是她检查的姿态和声音里都充斥了胜利的得意。虽是小事一件，也可见得她是如何地时时伺机与队长作对。她已四十岁出头，极短的头发，穿了男式的衬衫，声音低哑，举动间有一股恶霸气，脸色极黑暗。她带给人生理上的反感。人们问道：愿不愿和她谈谈，我坚决地说：不！我觉得她像一个险恶的深渊，临渊可看到最丑陋和无望的情景，我没有勇气走近去，宁可损失一些或许会是精彩的故事，因我还愿意保持一些纯洁和美好的观念，使自己快乐下去。我们最终也没有与她谈话，可是我们几乎时时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在我们每一次采访的身后，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阴影。她似乎是要我们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么程度。后来，当我坐在书桌前，编造米尼的故事的时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压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难快乐下去。然后，大队长就宣布严管组成立，第一批严管对象有两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上午领教过的那位文静的女孩。会后，听中队长们说，当她听见她将进入严管组时，陡地红了脸，神色紧张。她们说：看来，她精神很正常啊！当我们回到二中队时，她正整理好了东西，等待有人带她去严管组。这时，她已镇静下来，和声细气地答应着队长的叮嘱，还向我们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后，我们便向中队长提出接下去想采访的名字，中队长这时终于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后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和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后，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后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于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暴发是由于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后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他，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后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沈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的，虽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后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天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后，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后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后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豫地审视了我们，然后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后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后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馀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后，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后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悉索的响声。
第二天，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在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地。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后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后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后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后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后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后，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于是，从此以后，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后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教两年。解教后回到上海，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也有了工作，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伤提早回家，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两人便大闹，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结果是离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语，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有这样一个妹妹，实在感到羞愧难言，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呢？斩冲头，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让他们请客跳舞，喝咖啡，吃饭，等等。会“斩”的人往往无本万利，不会“斩”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冲头”不缺，她说。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急切地问：后来怎么啦？后来怎么啦？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你别吵，听她说下去！她也说：你听我说啊！然后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在“斩冲头”时，她认识了一个青年，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离不开她了，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再继续斩她的“冲头”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跟随着她，终于感动了她。他们两人，再加上她的儿子，组成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很艰难，靠贩鱼为生，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回不去了，就辞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她终于病倒。在她养病期间，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带回蹄胖、甲鱼、母鸡，煮了汤给她喝。她问哪里来的钱，他说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又加追问，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他向她保证说，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总算没有出事。这时候，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他仍没有结婚，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他向她介绍生意，组织南下卖淫，后来事情败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则第二次劳教。我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她最后说道。我们都已听得出神，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个聪敏人啊！已经透彻了似的，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叫人忍俊不已，却不敢多想。我们笑声不断，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却不动声色。我们再问她，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儿子几岁，也管不了他，儿子不听话。有时叫他去“放烟”他不肯（放烟即贩卖外烟）。有时去“放烟”了，却将本钱利钱一起卷走。她写信去对儿子说：不可以这样对叔叔，叔叔苦“放烟”这碗饭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还写信去问邻居，叔叔对儿子好不好，邻居说，叔叔好，叔叔对儿子只有这样好了！我们说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说，他待我是好得很！探亲的条子一寄过去，几天以后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过几天他又要来了，如你们不回上海就可看见他了。我们队长说：他为什么待你这样好？我看看你又没什么好！我说：我也不晓得，你们问他自己去吧！半个月前他来信说，儿子撬了橱门，把钱和叔叔的西装偷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问，儿子已经能穿叔叔的西装啦？呀，儿子很高，长得非常漂亮，小时候，曾被歌剧院舞蹈队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来。这小鬼迟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这样倒也好，我也希望他来吃人民政府这口饭的。我们问“吃人民政府的饭”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这里都这么说。
从此，我们每天傍晚都要问一问，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没有来探望，每天下午都有农民的拖拉机送来探望的家属，却没有那个青年，直到我们走后。
当我们与她分手时，发现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于她的聪敏。可是，如她这样聪敏和洞察，却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不明智的道路？她显然不是为虚荣所驱，那长江轮上的男人是不会给她什么虚荣的。一切的发生，又都缘于这长江轮上的邂逅。假如她没有遇到这个男人，她的今天会是一番什么面目？这男人又以什么吸引了他？她总是说，他会讲笑话，会讲笑话难道是一个重要的秉赋？她自己也很善说笑话，谈话间，妙语连珠。她有使人快乐的本领，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这种使人快乐的本领，大约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们满意地回到队部，队长们说：“又是和她谈吧！”每一回记者来访，都派她去谈话，每一回都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劳教们都愿意和她住在一屋，她虽从不打小报告，却也从不被人报告。她也能与队长顶嘴，顶完之后队长才发觉被她顶了嘴。她从不与人争吵，也无人敢欺她，她还使人很开心。她使样样事情都很顺利，很摆平。她还使个个人都很满意。我想，这大约就是如她所说：吃得来官司。而许多人是吃不来的。官司是什么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饭”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很长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的故事。那长江轮上的邂逅，越来越像是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个女孩，从这一个世界渡到那一个世界，其间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那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面目，快乐还是不快乐？米尼的到来，就是为了帮助我回答这些问题的。中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下午我们采访的也是一个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连队长们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岁的时候，已是第三次因卖淫来到白茅岭，并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仅只相距两月。据说，当她第二次劳教期满，下山回家，她是真的决定重新做人。她决定做一些百货生意，回沪后不久就去寻找门路，经人介绍，与一些百货个体户达成联系。一日，他们谈好买卖，一个个体户请她去旅馆坐坐，然后就发生了关系。事后，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发被捕，将她也一并交代出来，当承办员找到她证实口供时，她矢口否认，态度相当强硬，爱理不理的。承办员一次一次传讯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认，心里却慌了，她想：这事如说出去，会怎么样呢？事情是只这一桩，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会不会一次作十次判？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呀！这时，白茅岭带她的中队长到上海来读书，去她家看她，见她愁眉不展，问她有什么事，她就说遇到这样一个麻烦。队长立即去找承办员了解情况，承办员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她，只是希望她能够配合，证实口供，将那人的案子结束，并希望队长能帮助做做工作。队长将承办员的意思带给她，第二天，她便将这事交代了。不料，却判了她三年。队长们说，她前两次劳教期间，都比较文静，态度也温和，不太与人争执，有相当的自控力。而这一次却大不相同，几次要自杀，与人打架，性格变得非常暴烈，队长们劝她说：我们也与你实话实说，判的事不归我们管，我们不知道，你就不应当和我们闹。你要不服，可以再写申诉，自己不会写，我们替你写。而她则大哭说，她不写申诉，她根本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这个社会是专门与她作对的，从来没打算要给她出路，坦白从宽，悔过自新都是说说骗人的！她横竖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后她横竖是再要作坏事的，她横竖是和这社会作对的！
她来到我们面前，三句话出口就哭了，她说她恨这社会，恨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没有希望了，那就等着吧！她头发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匀称结实，她的气质似比较细腻，确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与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说到妹妹，她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她咬牙切齿地诅咒她的父亲，说是她父亲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还是第二次劳教的时候，父亲就怀疑妹妹是否也与她做一样的事情，主动将她送到工读学校，女孩后来自杀了。她说：我妹妹是个特别老实的好女孩，在学校里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优良，她怎能去工读学校那样的地方？我饶不了我父亲，我恨他，他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看了就恶心！想起往事，她恸哭不已。充满了绝望，她怪这社会把她弄得这样绝望，她说她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被抓，一进去就把她的头发都剪了，从此，她再没有什么自尊心和希望了。她这次来后，既不要家里寄钱，也不寄去探亲条子。我们说，要不要我们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让他们来看你呢！她说：不要，不要，我不能让我妈妈来，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好，这一路上难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泪忽然止了——假如我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我父亲来看我，我每三个月就要他来一次，让他带这带那，大包小包拎着，上车下车，再搭农民的拖拉机，荒山野地的跑着来，她很恶意地想象那情景，泪如雨注。后来，她渐渐地平静下来，站在门口与我们告别，雨后的阳光照射着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纯洁的。我们嘱她既来之，则安之，平平安安地度过这几年，我们回上海后，一定帮助她申诉，她说没有用的，我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要试一试。然后，她就走了。
又一辆拖拉机到了，老远就听见轰隆隆的声响，门前嘈杂起来。我们回到屋里不一会儿，门却被粗暴地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提了一个大蛇皮袋，探身进来，说道：队长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们在回场部的汽车上，看见这位携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后座，身边有一个白发苍苍、身坯粗壮的老人，还有一个六岁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泼地跪在车座上，望着窗外雨后泥泞的道路，落日很绚丽，老人的脸色十分阴沈，那男人则一脸沮丧，却还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问。他们是谁呢？
下车后，见那男子和老人带了孩子也走进了我们的招待所，在服务台办理住宿，心里很好奇，装作看一张汽车时刻表，等待时机和他们搭话，看见表上有一个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独的柏树，游转在我们的视野里。他们与服务员交涉得似乎不那么顺利，双方态度都很急躁和不耐。当那男人交涉时，老人在厅前徘徊，带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头困兽，孩子则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游戏。终于办完手续，三人就走进底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拖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终于没能搭话，只得遗憾地离开，去饭厅吃晚饭了。
饭后，走过隔壁一饮食店，却见那三人正坐在里间，大人已经吃毕，在吸烟，孩子在吃最后几个馄饨，饶有滋味的。我们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进去，对那老人说道：老先生，吃好了吗？老人有些惊诧地抬头看我们，眼睛随即又涌上怒意，那男人倒还随和，问我们也是从上海来的吗？所看望的亲属在哪个大队？我们说我们是来采访一些情况，并介绍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却非常知道宗福先，脸上露出笑容，并立即向老人说：叔叔，这是上海来的记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将碗一推，对那男孩说：快点吃，说罢就起身离去，看都不看我们一眼。那男子并不介意，向我们解释：叔叔气坏了，他从台湾来，特地乘了七小时汽车，赶到枫树林来看侄女儿，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干部们不让见，说凡是海外亲戚探视，都应事先告之，然后让劳教回到上海，住妇女教养院，在那里接见。他求情道，人已经来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干部则让他们快回去，等着在上海接见。算了算了！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不见了不见了，我们不要见了！这种地方，真令人头昏。我们劝他不要意气用事，还是应当让妹妹回沪一次，现在里面活很重，一个个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几日。他依然嚷着：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太令人头昏了！你们看，我还把她的孩子带来了，一个小孩，走了这么远的路，却看不见妈妈，她们这种干部，心是多么硬，实在头昏！我们慢慢地劝他平静下来，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请我们去坐坐，我们便也不推辞。台湾来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烟，房间很小，挤挤地放了三张床，见我们进来，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实在气死了！——他又对我们说。我们问他妹妹在哪个中队，叫什么名字，什么案情进来的。前面的问题他都回答了，说他妹妹在四中队，四中队除去将要解教出所的人外，还有一支文艺小分队，他妹妹是小分队的。谈及案由他只连连说：这样的事怎么说得清楚！这样的事能说得清楚吗？我们问他妹夫做什么工作，他只说已经离婚了，孩子归妹妹，现在由他带，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没有，又说：不结婚了，不结婚了，想起这些事就头昏！再问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就摇头，连连说，头昏头昏。这时，台湾来的叔叔走了进来，无缘无由地将那孩子喝斥了几句，假如我们还不走，他要骂起来似的，我们就告辞了，他依然不看我们一眼，黑着脸，看他并不像发财的样子，只有腰间那一只腰包，有点台湾来客的气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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