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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中国足坛就像一个大火锅。所有的东西都在锅里沸腾着、翻滚着、沉浮着
它有各种味道，各种佐料，各种吃法。每个人都可以伸筷子往里捞点什么。火爆之极，但不能多吃，否则会上吐下泻。
——口沸反盈天的火锅，一群围着火锅的人们。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这些串联而成的”所以他写下人类群星闪耀时，而王朔翻脸不认人，拎板儿砖就打
失败者
昨天晚上，爱迪松"塔瓦雷斯获得了两次胜利——一次在草坪上，另一次在新闻发布会上。
原本，这位犹太后裔只拥有一次胜利机会，但他的对手太沉不住气了——高洪波在血管被愤怒撑破的情形下向他提供了又一次机会，于是塔瓦雷斯在这个夜晚，极其充分地享用了“双重胜利者”的喜悦。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胜利，但“狩猪者“塔瓦雷斯却捕获了更多的猎物。
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球场失败，但失败者高洪波却向对手提供了再次进攻的机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拙劣表现让人感到“二流”定信的准确性。
“老高”——京城人这么称呼高洪波，因为他具有老一代球员最朴实的血液，也有新生代教练最敏锐的力量。
但这名已经学会在“笔记本电脑”上作比赛记录的“老高”昨晚却让我们惊愕，惊愕得感觉他那消瘦的身影都像一枚巨大的“惊叹号”
拒绝出席新闻发布会，找绝回答记者提问，拒绝与对手握手，只不拒绝把失败的原因归处咎于裁判、场地以及不断旁若无人地狂嚼那枚永远充满仇恨的“香口胶”
“你的唇边有种风暴的味道”——看着愤怒得如同一头狮子的“老高”我突然想起这本畅销书的名字，对“老高”那一丝敬重，也被“风暴”刮去。
“最自由的论坛”——这是欧洲媒体对教练赛后新闻发布会的描绘——无论是赢家还是输家，都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椅子上发表论点。
这恐怕是输家最后战胜赢家的一个机会——但高洪波放弃了，他错误地试图以“一种昂然而去”的方式去表达愤怒，而不管尚有一项必须尽到的属于“比赛范畴的义务”——回答记者提问，也就是回答提问。
“老高”的放弃意味着——他不幸将在同一个晚上遇到第二次失败，而且败得很惨。因为胜利者塔瓦雷斯就可以极舒适地坐在那把椅子上，开始极富煽情的“脱口秀”——这是塔瓦雷斯的长项，他在已经获得了一个胜利的蛋糕后，又开始欣然地往上面抹上新一轮胜利的“奶酪”
“不要以为今天脱下你的球衣，明天就可以成为一名职业职业教练”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教练，你先得学会做一名出色的男人”
巴西人以一种“教父”的口吻教导着他曾经的学生。
这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塔瓦雷斯对中国足球最刻薄的解剖，也是真理般的断论。
唉！比失败本身更可悲的——我突然想起了“兽王”泰森猛咬霍利匪尔德的镜头，我突然悟出中国足球之所以一败再败的一点原因。
头一次失败只是仰面倒下，第二次失败则是匍匐而行——中国足球“别把无知当个性”别让人家击倒你的身体后，又在灵魂上保持一种永久的高傲。
昨晚，我明白了中国足球为何永远成不了胜利者。在塔瓦雷斯率全兴赢球的时候，中国足球却输了。
鸡与蛋
关于“鸡”与“蛋”已在人类的唾沫屋子里争执几千年了
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鸡先派”与“蛋先派”老顽童周伯通的双手左右互搏之术，打得昏天黑地末决胜负。而徐根宝也不甘寂寞，他的“母鸡理论”旗帜鲜明地把这一争论引入了足坛——
“中国足球上不去的原因，在于蛋不行；母鸡再能干，也孵不出出色的小鸡来。”
都说徐根宝是“上海滩最后一个男人”根宝斩钉截铁地判决了中国足球的病根——坏在一筐臭蛋上。
一筐臭蛋是多么误事啊——
比如，让雅凯率领中国队去打世界杯。母鸡绝对是正宗“高卢雄鸡”但它注定孵不出像齐丹、德尚这样的蛋，郝海东、范志毅这样的货色肯定会误了雅凯先生的一世英名，演足“黑色三分种”、“黑色三妙钟”是不可避免的！灰头土脸后，雅凯还没走到凯旋门就会被他的老乡们一顿暴扁——当然脸上少不了砸满臭鸡蛋。
不过蛋之所以是一条生命，据说是因为它已经具备灵性“蛋”们完全有可能从壳中跳将出来：“喂，我抗议，小心我告你诽谤！”
“如果说我们是坏蛋，在公认蛋是鸡生出来的前提下，本方反问鸡为什么把我们弄得这么糟糕，这算不算虐待动物！”虽然“蛋”通常保持沉默，但说出话来句句是呈堂证供。
谁生的一窝臭蛋？确实是一个让根宝难堪的的情况。
有句文革老话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如果像根宝、戚务生、金志扬都是好鸡，何以生下来的都是“混蛋”？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这不合常理。
属于“蛋”们的怨气：“我原本是只好蛋可能还是只硕果仅存的恐龙蛋，但不小心沦落到鸡手里，才如此下场”蛋很悲哀。
这时，事情不可避免地一头撞上纠缠千年的“鸡与蛋”的悖论。蛋是鸡生的，鸡是蛋孵的，鸡掐着蛋的脖子，蛋抓着鸡的头发乱作一团，场面很滑稽
其实，就像根宝先前这只“蛋”由年维泗这只鸡生下，年约请泗这只“蛋”也由更老的鸡生下，鸡与蛋本是一脉相传，好鸡生好蛋，坏鸡生混蛋的道理秀容易说通。鸡肯定生不出石头来，石头里也蹦不出鸡来，这是真理。
陈亦明曾经语出惊人：让一帮我籍球员组成中国队，肯定进世界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谬论，因为它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国的“蛋“，也顺藤摸瓜否定了中国的鸡。
幸尔“遗传基因工程”进展迅速，这可以彻底改造“鸡”与“蛋”的质量，到那时，不仅人可以长命百岁“鸡”与“蛋”也可以不再指着鼻子相互埋怨了
面子问题
“阿拉”徐根宝终于拉下面子，我要辞职。
“阿拉”在拉下自己面子时，顺手也拉下了万达的面子——他说“环境不好”此“环境”应是万达的环境。
足球是大连一张烫金名片，也是一张很大的面了。这张面子给这座城市带来过许多荣誉，同时不可避免地罩住了本身的鄙陋。根宝很凄然：不是我顶不住了“顶得住”是人们给了他面子“顶不住”是人们撤回了面子。这就是弦外之音。
前些日子王健林说“徐指导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不是我要不要他下课，打不好他自己也要下课。”
与此同时根宝也搬出薄市长当年的话：“根宝你走，不够朋友。”——说的也是面子。
一枚足球难道真能撑住这些个面子吗？难道这种踢来踢去的游戏，真需要上升的面子的高度吗？
据说万达俱乐部不太可能接受徐根宝的辞呈：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人：二是为了面子。雄踞甲a的万达不能这样被抓破了脸。
万达的问题就是“面子问题”一线面子逼万达走上峭壁，也逼得根宝面无人色。其实一名足球教练提出辞职很正常，但为了一张面子辞职就有点怪腔怪调的，这令我突然想起鲁迅大喝的那声：“连屁股都露了，还要面子干什么？”
适值大连今年建市100周年，据悉有关方面也有一个冠军计划，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特质，冠军是“计划”得来的吗？
球队成绩坍塌就得找出责任人，最直接的责任人当然非根宝莫属——拿不到冠军就是事故，你得找回面子。
根宝要去找面子，但手下人却不给面子，一不留神，便落得个4平1负的下场。
“计划经济”的足球就是“面子的足球”面子的足球在某一个特定时期会激发一定生产力；但这只是一种泡沫，它违背了职业足球本身的规律。
所以，不顾万达实力的消磨，不顾根宝本身的能力“计划”出一个目标，这是万达最大的悲哀。
中国足球踢到现在，已蜕变到一种“面子足球”何必强球万达再凑一个“冠军”的趣呢？何必让只推出个“抢逼围”的根宝去帮万达挣个面子呢？
西方人讲荣誉，得不到最多的仰天长啸、泪湿衣衫；中国人讲“面子”掐不到便一片悲歌，甚至各级部门也要“无限关怀”一下。
昨天深夜，王健林痛说根宝“来时不容易，走时也别想那么容易。”
这岂非又在说面子“阿拉”都不要面子了，何必愣把一张死皮往他面子贴？
——一边扯下面子，一边愣要贴上面子，按侯氏相声的逻辑，这岂非成了“不要脸”的足球，或二皮脸的足球。
寻找悲剧力量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以这样充满力量的文字来开端。
但是，中国足球已经失去这种力量，因此，清醒开始变得麻木，激情开始变得矫情，思考开始滑到玩世不恭
对于山坳上的中国足球，最危险的不是打不开对手之门，而是打不开心灵之让。
还有什么比中国甲a庸的26集电视连续剧更令人絮烦呢？中国足球，不仅聚集不了任何让人心动的力量，它甚至散失让我们“长醉当醒，长歌当哭”的悲情
春天变得如此之冷，冷得中国足球只能抓紧心事匆匆赶路——在路上，却少了过去热切的目光。金州，八千人；沈阳，六千人；青岛，一万人；最火爆的虹口，只有两万人。这就是关于中国甲a如此残酷的寂寥冰寒。
12亿人中只有10万人现场喝彩的足球，不是一个能打动心灵的足球——中国足球尚不及提升身体的力量，就开始丧失心灵的感知力量。
霜风如刀，飞雪连天——霜刀提醒中国足球之往事，飞雪铺盖的是中国足球之前路。因此，我们怎能不寻找一种力量去打动心灵——而且，应该是一种悲剧力量。一如“5。19”的工体长跪，一如十强赛的“金州飞泪”
但中国足球正在散失这种悲剧力量，眼眶不再湿润了，声带不再嘶哑了，生生死死都引不起心情的刺痛了——中国足球，渐渐失却了一种“精神童贞”
我担心“哀草莫大于心死”“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中国球迷，就像一位要决绝而去的新娘，没有眼泪，没有心酸，她只用木然的目光看着你，用一种寒意告诉你彼此的距离。中国足球，度过了前几年的密月酽情。
复旦出身的朱学勤痛心知首：中国人正在丧失一种悲剧力量；中国足球应不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正在远离一种悲剧力量。
一则希腊神话——触怒天神的西西费斯正在遭受惩罚，他每天必须做的就是把一块大石头不断地推向山顶，然后滑下，又不断推向山顶日复了日。
这像极了苦难中的中国足球——从一个灾难逃到另一个灾难，看不到悲剧所在，就找不到悲剧力量。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怎能将石头推上山顶？没有悲剧力量的中国足球只能退回到徽宗时代充满“享乐情趣”的“蹴鞠”
因此，再絮絮叨叨地论述“辽宁胜万达开创新局面”再流于浮滑地归结“两个历史记录被打破”已让人极端厌恶——中国足球还需要所谓专家们的“技术点评”吗？中国足球还需要某些“新闻熟练工”的隆胸拉能上能下美容吗？对于中国足球的前行，这些事物绝对是“毒药”
一九九九，可能是中国足球真正死亡的开端，因此中国足球必须寻找一种悲剧力量，就像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能忆起的情景：火光映脸庞，泪水盈眼眶，我们的灵魂为中国女排首个世界冠军而颤动。
双城记
“不在一座城市生，就在一座城市死”——伟大的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诠释了这样的主题，这种生死碰撞就是现代城市的“极度抉择”当我们用“一夜豪赌”的方式否决了另一座城市保持了4年之久的优越感后，你会突然领悟vs隆鑫上演一出2000版双城记的真正意义。
“我要赢得整个战争，而非一次战斗”——为这座城市再次“一夜改写历史”的米罗西，昨天完成了对全兴最后一具“偶像”摧毁。
成都vs重庆——这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的倾向的提法。但我相信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喜欢这种“江湖恩仇”尤其是在以“风暴式的速度”了结了4年宿怨的时候。
就偈法国政坛兼足坛枭雄塔皮埃在法庭外的那段慷慨陈辞“足球，我确信他是马赛的城市代码！”
必须用足球传递一座城市的声音，必须用胜利塑造一座城市的形象，必须用不断改写历史确定整个城市的信心。于是，城市与城市的“快意恩仇”便轰然上演。
米兰vs罗马，巴塞罗那vs马德里，马塞vs巴黎。虽然我们赶不上狄更斯笔下激越的“大革命时代”但这争，我们喜欢在战争中获胜的感受。
“双城记”缔造的就是“名城之战”成都与重庆宁肯玉碎也不瓦全，这其中包藏着两座城市数十年的恩恩怨怨，也包含着“码头文化”与“茶馆文化”的不共戴天。
你可以说黎兵的进球是“日尔曼式”的，你可以说桑托斯的进球是“巴西烤肉式”的，你甚至可以说德阳人民的“雄起”是“’95保卫战式”的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甲a已没有不可能逾越的“阿尔卑斯山”重要的是我们已用锋利的匕首将“双城宿命论”划为碎片
足球，就是寻找一种“偏激感觉”——这是我对它的解释。据说赛前隆鑫的孙庆倨傲地问“谁是西南的老大啊？”这让我有些无名恼怒——但后来他就像黎兵晃得像一根愚蠢的木桩，而他身后的符宾就被4枚“愤怒的炮弹”打得找不到北，我坚信，他的每次扑救都是“真实扑球”
这就是渴望已久的双城记结尾之处，然后姚夏在德阳小城说：我有一种大胜之后的平静——就像当年苗大侠在山巅这上，拎刀四顾茫然：“我在寻找下一个仇家”
流氓现身
“足首”阎世铎上台后史无前例地引入了“流氓”这一词汇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与“黄宏”联手只能产出“海南岛”、“吐鲁番”以及“长白山”它某次列车上出不了人命。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显然老掉牙了。“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游手好闲”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时代意义。
“流氓”突如其来，加上“足球”头衔的流氓会在一种邪异的群体情绪煽动下千万直接破坏。
我们一直愿意用“人民内部矛盾”来解释很多站突，似乎球场上闹事的不过是“地方主义情绪”在作祟，地方情绪的背后又是“地方荣誉感”在作支撑。
板子打轻了！所谓“地方情绪”仍是一种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树木被乱砍滥伐掉了，怎不见一两万人上街闹事；某厅某局某处长期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怎不见群众挥着标语要求“罢免”？
是流氓，就要闹事。据说英国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纪的落魄骑士，中国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啸聚山林“风紧”然后就“扯科”？
我看水浒里每章每回都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没少“替己行道”闹事的流氓们每轮每场就要高喊“还我公平“的口号，但扔瓶子、烧报纸之类的龌龊事也没少干。
——对“公平”无原则地夸大，就是对公平原则的践踏。
因此，阎世铎说同说出“流氓”二家，是他对中国足球改革的一大贡献。他撕开了“地方情绪”的外衣，如同现在把“耍流氓”与“强奸犯”严格区分开一样。
重创尼维尔的那群足球流氓没什么借口“我们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国流氓总是要打着“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来坏人也有中外方式，这恐怕又得归结于“国情”
中国人一向明白何谓公平游戏规则。前两天“中国功夫vs美国拳击”美国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规则下一败涂地，偏偏场上屡屡奏响着“黄飞鸿”、“霍元甲”之类的壮我声威的调调，看台上观众尽是张张亢奋的脸，蹦跳得像一群快乐的青蛙
他们极大满足了，原来他们就是要“胜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这就是“一小撮现身为流氓的原因
别怪面包
中国的教育体制多年来受到非议，有人拿了尖锐的话形容——颇有“新八股之风”其中最让人攻击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不溺死几个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现象益重，考场“千客”甚至动用了现代高科技通讯产品，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一朝题名富贵来”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生存状态的第一关。我高考那年，整个考场的同学们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纯活力，小脸都瘦得一指宽，颜色绿莹莹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样的阴毒功夫
这是“填鸭式”教育的副作用，我们都成了鸭子被吊起来，后来王小波形容“地狱”的情景就是：整一个北京烤鸭店作坊，鸭子们都被吊起来的烟熏火烤
我想，如此“残酷”的压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铤险的可能，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呼机等“一个都不能少”的先进，进但世故在袖里、写在粉腿甚至其他私处的传闻不时传出。
但因此指责“高考”本身却有失公允。比如说某人建议取消高考，认为残酷的高考导致了学生们首先水准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让大家“开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面包，你不能怪面包被放在那里，偷面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这种局面就很像现在的足坛，从章健提出“呼吸法”后，不少人就跟着一个鼻孔呼吸起来，取消升降级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后者可以消除考场“老千”
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曲线救国”的又一发明，为了挽救道德水准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场”本身。这是伪道德。
没有面包难道就不有小偷了吗？没有小偷就没有强盗了吗？从法律而言，面包连个“诱因”都构不成，诱因是饥饿及漠视法律的人品。
昨天结束的全国足球恳谈会“取消升降级”成为一片务虚中最务实的话题，我认为这个提议很可怕，因为它是蒙着一块“更好建议联赛”的布登场的，在这种逻辑下“小偷”就可能成为“蒙面大盗”
当然，必有人会有悲惨世界那个偷面包的小孩来证明些什么，但我认为时空条件完全不同，那时是一个“权力层”对付一个饥饿小孩，这时却是一帮成年人玩一场不公平游戏。
张吉龙曾说“升降级是中国联赛领先日韩的制度”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为了辩护某种莫名其妙的道德，就忘掉那块面包，你不饿死才怪！面包与升降级，恰恰是缺乏道德水准的人们必不可少的道德考场。
老金
老金，不是一个活得很容易的人。
老金的腰有病，这使他常以略略前倾的姿势硬挺挺走着。于是人说，老金很傲气。人们通常不喜欢走路很骄傲的人。
老金还要说“精、气、神”在需要松驰需要噱头需要享乐的时代，他这杆大旗显得很过时。所以，老金只有在休息室大吼一通“精、气、神”之后，一个人扛着它踽踽独行。
但这都不是老金活得不容易的最深刻原因。老金说：“向洋人学习并打败他们。”我知道，这话要让老金累上一辈子。
我想，老金不是跟洋人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别人大骂一通洋人然后去过“幸福生活”或者指点江山在多上溜达去了，再不济都要在媒体开个“足球总监”之类的委任状，就老金一个人痛心疾首地承认“中国教练不行”然后往死里折腾自己。
’95黄浦江畔，老金与徐根宝、陈亦明、迟尚斌四大教头“青梅煮酒”那时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家庭的“四大豪门”正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后来洋人来了，可恶的洋人把他们美好感洗劫一空
昨晚，是老金的“三连败”老金这辈子不知要遇到多少“三连败”但这一夜让他刻骨铭心，因为他在败给桑特拉奇、彼德洛维奇等名师后，力战仍不敌无名米罗西，对决全兴洋帅，这已是三连败。
老金的名头是中国教练的一个品牌，老金的心情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缩影——看着高举大旗的老金为首的中国教练节节败退，我的心情一样难受。
“神辫”敌不过短铳，义和团敌不过长枪队。用“现代足球理论”武装的铁甲战舰逼得老金们走投无路。连沈阳海狮这样破烂的队经涅波一指点都要打老金个5比1“中国豪门”衰落了。
所以老金不容易，死撑下下去更不容易。我常想，如果老金当初学的是乒乓球、羽毛球专业，再不济也是个“援外”的中国名牌。
不过老金还是中国教练最有个性的“爷们”他毕竟知道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洋炮，他积压物资了要剪了“神鞭”长辫去学一手好枪法。但时间有些晚了，在老鑫这个时候，是学啥都学不成啥了。
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会在北京某个胡同里看到老金同——那时他应该叫“老金头”回顾教练的沧桑，他对孙子说：“师教练长以制夷，剪去辫子吧”
高原守卫者
戚务生在退，一直退到去贵高原。从“十强赛“的金州到红士堆起的昆明，潮水般涌到山下的洋人，几乎断了他的生路。因此他只能背靠高原，以高原稀薄空气造就的“神话”抵御外敌。
但是，黎兵那记“战斧式攻击”划破空气的时候“高原守卫者”的信心几乎也被划破——这种纯粹的“马达维亚远射”以“金州当事人”想起2比4那肝肠寸断的一幕。
戚务生想说什么，但他的喉结只是上下动了一动；区楚良想理清什么，但金州昆明黎兵马达维基亚，时空交错，使他只能眼色苍茫。
好了福迪来了，这位塞内加尔选手全场所有准确的攻门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结果，但他最后一秒钟睥发力却以诡异的线路挽救了戚务生。这一秒，确保高原没有被夷为平地。
威务生想笑，想他没有笑出声来，他咽下了笑声说出一句：“足球是圆的”笑，对他这样的艰难守卫者而言是一种挥霍。
中国教练品牌标志的威务生，必须守住这片“红土高坡”——高原是一种象征，它不仅象征着空气日益稀薄的生存环境，也象征着中国教练的顶上荣誉。为此，他可以回复到金州的“尘满面，鬓如雪”
无论是戚务生还是金志扬、迟尚斌，都必须以“高原守卫者”的形象存在。虽然这股力量对甲a已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却可以两度对强悍的全兴上演“最后一秒钟的叛逆”这不知是守卫者的幸运还是不幸。
米罗西在撤出高原之际，骄傲地说一句：我们仍留在第一集团。米罗西有烦恼，但这是“富人的烦恼”他担心的是与冠军有多远，戚务生们担心的却是与悬崖有多远。
“高原守卫者”已没有退路，我两度看到——一一秒之间，他们就在金州与“高原”作出生死选择。
“老爸”的墓地
在曲乐恒以极限度撞向死亡的时候，辽宁也以同样快的速度滑向深渊。这时，那个被江湖称为“张老爸”的老人正在大把吃药，吃心脏病的药。
“张老爸”曾经很骄傲，他常常志得意满地看着“儿子们”怎样在场子上把对手九十年代得服服帖帖抱头鼠窜。这时候，他会像所有的江湖“老爸”一样愉快地骂两句：“臭小子们，还真给我争气！”然后猛呷两口香烟，让烟烬长长的并不至于散落
这样的“幸福生活”太约持续了两年。头一年他从甲b飞快冲上甲a，第二年又在甲a差点得了冠军——要不是最后关头在京城出了点岔子，他还真成就了“凯泽斯劳滕”神话。“老爸”爸说：第三年我再来。
但第三年“老爸”感觉不对了。“儿子们”不仅争不了气，江湖好汉一上来便要向他们谋取“虎皮”
那天晚上，当黎兵这个从辽宁发迹然后辗转江湖的作曲他发出致命一击后“张老爸”垮掉了。“张老爸”觉得天色很黑、江湖很老所以他就只能像电影里一样倒在地上喃喃道：药、药
东北人这次嘴里不仅喷出“大茬子味”还有更难闻的“下课”他们显然忘了前两年大呼“张老爸万岁“的情景了，他们只想拿一把大铁锹飞快把可恶的“老爸”掩埋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辽足俱乐部一定要“张老爸”坚守阵地，这是不人道的。他们以前曾经让更老的“老爸”——苏永舜犯过心脏病、吃过心脏病的药，这是不是一种规律？
辽足是所有“老爸”的墓地，更早之前还有倪老爸、李老爸差点葬身此处，他们都是中国足球的一杆杆大旗，我很给闷——这就是“计划经济”足球的特质？
但辽足分明打着“市场经济”的大旗，上面赫然写着“股份制”隐隐约约，我就瞧出大旗上幻出另六个字来——“挂羊头，卖狗肉”
贾平凹曾著一书名曰高老庄——意指这是华夏民族的渊源所在。庄里“本族”集无数鄙陋及丑德于一体，而近亲繁殖、文化封闭导致庄里人肢体天残地缺
辽足就是“高老庄”就是中国足坛的缩影。狂呼“改革开放”、狂呼“市场经济”最早的它已成为中国足坛最愚昧最落后最纷知己的一处所在。
“老爸”靠近亲繁殖起家“老爸”最后又死于“近亲繁殖”“老爸”以为辽宁这块活土可以给他竖一块“贞节牌坊”想不到辽宁这块墓地却给了他一块灵牌——这是“高老庄”的悲剧，亦是中国足坛的悲剧。
因此，当黎兵对辽足一剑封喉之时，我为“高老庄”这残忍的墓地行将倒闭感到一丝快意。
被宽恕的手球
当曲乐恒可以在病榻动一动小指时，当“张老爸”只能枯坐斗室万念俱灰时“辽小虎”等来弥足珍贵的第一场胜利。
准确地说，这场胜利本不各于他们——因为李金羽攻入的致胜一球，是靠手打进去的。
李金羽们曾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百折不挠马胜利的奖金捐献给病榻上的曲乐恒。所以这个手球便成为真正的“上帝之手”主说：任何规则都抵挡不了人道的规则，他悲悯地用小指把这个球拨进网窝。
用胜利来挽救生命绝对是“古希腊式正剧”虽然“手球”是卑微的，但李金羽的手球却是高尚的，如果布拉特在场，他愿意为挽救一条生命哪怕改变一百次足球规则。
李金羽在“进球”后冲到场边双手设计了一个“心字模样，李铁则掀开内衣露出“小妹快回到我们中间来”“小妹”是曲乐恒，心是诚心。虎亦有情，辽小虎的真情足以唤醒自己陷入“植物人”状态的伙伴。
这可能是辽小虎唯一具备高意电味的违规了，这次违规足以让我们忘却他们所有的“泡妞”及“泡吧”
我不知道张老爸看到这一幕是否会老泪纵横，更不知道“曲小妹”会否如电视剧中那样突然苏醒。但我知道中国足球的垂垂黑幕之下有一种东西正被唤醒，而它足以克制被赫拉释放出的“潘多拉魔盒”中所有的魔咒。
——天灾不可挡，一如李玮峰老父的车祸、曲乐恒的“死亡碰撞”以脏乱中国足球的“永不出线”；因此我们祈祷人情，祈祷忠义，祈祷在越来越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窒息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润滑灵魂——中国足球太需要一种高尚的意味了。
没有人会为了这个手球去向中国足协申诉，即便是睚眦必报的塔瓦雷斯；没有人会去怀疑当值裁判的公正性，因为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心灵蒙上污垢。
“宽恕他们的手球吧，为了情如朝露。”主说
严肃话题
如果曲乐恒不踢球，他就是一个东北楞小子。
但他踢球了，一口气在超霸杯踢进3球。随后他出了车祸。
李金羽为“小妹”打进那个球后的场面很煽情，煽得我当晚就写下了被宽恕的手球——我以为这样的手球也会感动上帝，因为“情如朝露”套用一句去年曾很流行的话就是“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然后第二天刘晓新也特感动地写了“上帝之手”像我们这种容易被感动的人不在少数，我们总觉得快要降级的辽足需要“情感滋补”
但赵牧有些反对意见，他问我：“要是曲乐恒不是一个球员情形会怎样？”这是一个可恶的命题！
如果“小妹”不是一个球员，他只是一个东北楞小子，那么这起车祸就是神州大地每天发生的若干起悲剧中的一例——警察会迅速抓获“肇事者”曲父曲母会要求严惩“元凶”酒精含量也会被精丰地查出超不超标，而重要的是捐款是万万得不到的，尤其是以这样“煽情的方式”得到。
没有球员会为一名下岗工人捐出奖金，没有记者会为一个“东北楞小子”大费笔墨。一切不过因为曲乐恒能在“超霸杯”一战成名，鲁迅分析了“小姐的汗”与“脚夫的汗”之高下，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现在。
但问题又不能极端化，否则这个社会的一切都无法解释。全世界被艾滋病感染的有数千万人，唯独“魔术师”约翰逊被大炒而特炒；全中国的斗欧事件每天都数不表，但独独“魏大侠”一打便会“享誉”全国。
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一种“典型纶”来渲染，典型的人典型的事才会有“典型意义”为什么没人会无事找事地爆炒隔壁壁老二的“轶闻趣事”？为什么没人成天张罗着为“沈大高速”的遇难者募捐？
所以，在矛盾的碰撞下我得出三点认识；其一，我们不能“廉价煽情”；其二，我们可以“典型报道”；其三——这是至关重要的观点，就连遇上；车祸的中国球员都能得到普通中国人不能得到的关注与厚爱，被“典型”着的球员们又拿什么回报社会呢？总不能是“假球”、“放水”以及“永不出钱”吧赵牧的凝问，有些严肃意义。
漂亮宝贝
在国内战线上越来越衰的辽宁抚顺队，正致力于把这支球队做成甲a甲b最漂亮的球队，在这个前提下“乖乖虎”李金羽毅然决然地飞向浪漫法兰西。
足坛“小虎队”向歌坛“小虎队”的的迅速堕落，标志着这是一支价值取向出现混知己的年轻组合。比“木村拓哉”还要“酷”的张玉宁，比苏有朋还要“乖”的李金羽，比“唐朝乐队”还要摇滚的李铁，日复一日地完备着作为“漂亮宝贝”的精髓。
因此，所有关于“巴西丛林”艰难岁月的历史都不能提醒它，所有关于“九强赛”刻骨铭心的失利都不能刺激它。它，要完成的只是如何变得更漂亮更性感更具个人魅力，以使台上台下的一帮燃着打火机捧着签字簿苦苦追寻苦苦守候的追星族爆发出一大片震耳欲聋的“哇！真是酷呆了！”
如何解决这支帅哥如云酷哥如雨的小虎队的心理“疾病”成了像流水席一样换上换下的辽足主帅们的老大难问题。“老爸”张引不行，他“教父”式的风格只能让儿子更加恣意乖张；李树斌也不行，这位“乡村教师”长相的人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已不错了；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命运早为他的归宿做出非常准确的定位。
所以，直到王洪礼作“神医”状出来搭脉之际，我仍不抱希望，因为我觉得这支“小虎队”仍未进入“精神上的成人期”对他们而言，发型知己了可能比阵型知己了还要糟糕，手机型号落伍可能比战术打法落伍还要可怕，个人气质的张扬则一定比球队气质的体现更重要。
我一直不喜欢李金羽在场上的各种做作造型，幸好他进球不多；我更不喜欢张玉宁竖起衣领阴沉着脸的模样，明是一“东北”生的孩子却一定要扮成“东京”来的酷哥，这样不真实。他们原本在球场上有更大造化，但正如谢奕在九强失利后撰写的那篇著名的生于1977生于1977的他们缺乏容志行、迟尚斌、戚务生等“革命老前辈”们吃大苦耐大劳的韧劲。
当然这种说法“髦”得很不时，但当这支甲a外表最“酷“的球队以一种最”面“的方式败成一堆豆渣时，你只能得到这种痛心知首的结论。
被邹侑根有些’95冯峰意味的惊艳一枪刺破喉咙后“漂亮宝贝”们仍不认为有保级之忧。这不是一种“舍我其谁”的气质，而是一种脱离物质基础的“自大狂”即使不在名次上降组，他们在精神上也降级了，我认为。
欧洲杯前，秃顶的齐达内为一家香水公司做了一档广告，但这并不影响法国队夺得冠军；甲a第19轮前，一脸明星相的李金羽据说是为一家鞋商拍摄广告去了，但我认为这一定会影响辽宁队的保组。“漂亮”就像一纸“vip”标签，你可以把它它在欧洲杯上熠熠生辉，也可以把它贴在一把夜壶上，但怎么看怎么恶心。
比如李铁：明明一土孩子，老戴一副窄边眼镜扮“酷”还不断吹头上那一撮长毛；又比如李金羽：明明一吃高粱花儿看秧歌舞长大的土胚子，赶着劲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末了还到处“绝对双羽”怎么看怎么像插了孔雀行的芦花鸡。
做“大英雄”还是做“漂亮宝贝”对于“生于1977”生于“追星尖叫”的小虎队，这是一个问题。
王俊生——坚守或逃避
一个伴随着中国足球的失败自己也很失败的人；
一个虽然失败却声称坚守事业的人；
一个身背球迷无数骂声却声称自己是“中国球迷利益集中代表”的人；
一个应该对中国足球悲剧负责却又最无力负责的人；
一个中国足坛最不为人了角，现在我们却能揭开冰山一角的人。
北京初冬的风很大，似乎要把中国足球的心事一起卷走——“北京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在中国足球最伤心的一次兵败后，在那幢著名的灰色小楼里，记者对处于关键时刻的王俊生进行了一次艰难而尖锐的专访。
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足协副主席时就准备着第二天“下课”即便是今天也准备着明天“下课”；，但我不会放弃，我不能因为有些压力就逃避。
第一次中国足球的惨败，几乎都伴随着“王俊生下课！”的激烈呼声。“10"29之战后”这个呼声已达到顶点——成千上万的球迷不仅要下他的“课”还要“打倒王俊生！”在上海兵败那夜的冷风中，王俊生的背影萧瑟得就像一支无力的蒿草。
不知为什么，王俊生把办公室安在杰楼的最偏僻处，阴冷干燥，让人很不舒服，而房间设施的简单，可以让任何一名中国球迷吃惊。记者问：“你听到了球迷让你‘下课’的呼声吗？”
王俊生作出令我吃惊的回答：“我已经听了7年了，我从1992年第一天当这个足协副主席开始，就作好了准备第二天‘下课’——即便到今天为止也准备着明天‘下课’”然后，王俊生露出很坦率的表情。
霍顿的“下课似乎已成定局，王俊生是否会“下课”成为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记者问：“你净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下课’声？”
王俊生敏感地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会辞职”？他答：“面对压力，我告诉自己只有一个字——干。我不会放弃，不会因为这个位子坐着舒服就坐下去，一旦有些压力就不想坐了，就想逃避。”
王俊生说：“从我当运动员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喜欢回避现实的人，当上足协这个‘官儿‘的那天，我准备了胜利，准备了失败，但从未准备过当一个逃兵。”
我了解到，其实王俊一并非没有想到过“下课”“十强赛”失利时他几乎到了心理上最大的负荷点，但没有人想在一片灰暗中撤退，王俊生也不例外，他还要搏一把——却等来“九强赛”的再次失利
我必须实录在这次采访过程中王俊生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足球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必须忠于的事业。我怎能逃避？”
“我是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失败了，没有时间去考虑‘心情’，只能抓紧时间去考虑‘事情’——我现在要考虑霍顿的问题、联赛最后三轮的问题、海埂集训的问题、明年悉尼奥运的问题——‘下课’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给我的足球事业。否则真是对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说逃跑的时候，而是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的时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课”的王俊生居然说。
在中韩“10"29之战”前夜，王俊生对几个朋友唏嘘不已：“有人说我是‘官儿迷’，说我想保‘乌纱帽’，我真没有这样想，我只是想把足球这事儿办好。”
这段话与记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极大偏差，我一向以为，王俊生的“国家干部”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干部，等待组织安排”已成为众人揶揄的标靶。但既然他是在纯粹朋友圈里道白了内心世界，是否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儿迷”？王俊生到底会不会“下课”？王俊生到底怎样看待中国足球的悲剧？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套子里”的王俊生是不会告诉我们的，这就是真正刺激记者坚王俊生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专访的动机。在对王俊生的近距离“站击”中，我以为，即使他说的不全是真实，至少能够探寻到“套子里”子里的一角。
但仅仅从一次专访中就想了解这名中国足球7年来失败的代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可能的——走进王俊生的办公室并不困难，走进王俊生的内心世界肯定困难。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职业改革的重要策划人与执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长历程，肯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足球，而且王俊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有局限的，甚至有偏差。他声称”忠于着的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中国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国足球的失败是否仅起因于王俊生的失败？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间冷嗖嗖的办公室里，我说：一个王俊生倒下了，千百个王俊生又站起来了。王俊生一脸沧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国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当过程不能满足结果时，球迷骂娘是应该的。
说这番话时，王俊生脸上显得竟有些虔诚的意味，我盯着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发现一丝虚伪
一个已经被中国球迷数面万甚至数千万次咒骂的人竟然说出这句话，这种巨大的反差让记者感到突兀与震惊。
当记者要求王俊生对九强赛做个总结时，他说：“日韩两国的经济实力比我们强，技占术水平比我们高，要打败他们，只有拼精神、拼气势，像个男人样的踢球。”
记者说：“很多球迷也这么看。”
于是王俊生说出了这句肯定绝大我数中国球迷大吃一惊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的意见和群众很多是一样的，只是过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话。”
在这次赴京采访中，记者采访到王俊生与球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10"29上海之战”一位远道而来的锦州球迷，不但球没看成，鼓还被收缴了，人差点被铐起来，这位关东汉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有人告诉了王俊生这件束，他便亲自在深夜与有关方面联系，帮他取回了鼓。后来那个曾经多次喊过“王俊生下课”的球迷，拉着王生，想说什么说不出，扭头便走。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认出，地人指着鼻子骂他，内容大抵是平时我们在看台上或球场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类，家人就在旁边，王俊生无语。
记者问：“你认为你是中国球迷利益的代表，怎么对待球迷的骂声？”
“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过程不能满足结果，群众骂娘当然是应该的。”王俊生说“其实要说急，我王俊生应该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说他代表“球迷利益”时是何心态，也不知道当球迷看到王俊生说他们的“利益”时又是何感受——但我们知道王俊生和球迷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却又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中国球迷要的是“出钱”这样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负辱”这样的小满足。因此，利益相同的双方在这样的时刻就如此尖锐地对立着。
这就如同说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最大的“生产商”中国球迷则是“消费者”当“产品”始终不能让“消费者”满意时“生产商”却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才是“消费者”利益的集中代表，这多少有些滑稽。
在这次为时三天的触击中，我时时感觉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国足球各方在视觉上的矛盾——王俊生试图用“过程-结果”论来诠释这个现象，但“过程”与“结果”本质上应该是协调的，不知为什么“过程”的王俊生及中国足协很少满足球迷的“结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够的诚意来表达他与球迷的关系，但也许，这个“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有南辕北辙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个球迷，但既然被赋予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毕竟，他从事的是一项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别人就会联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
我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
阴沉的脸、冷漠的眼神、生铁一样的语气——这就是王俊生留给新闻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他经常成为揶揄甚至批评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辊人就会联想到我，网上的说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说出这句话“其实我真心诚意感谢新闻界的支持和帮助，但很多人认为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个误会。”
记者问：“你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有误会？”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很热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队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记者，更不会恨记者，这只和性格有关。”
记者说：“作为足协副主席，你就必须变换一种亲和的方式和新闻界交流。”
王俊生说：“现在我已经适应多了，我很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压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性格外向、善于言辞。我很难说出什么豪言壮语。”
记者问：“你个人是否认为媒体经常添乱呢？”
王俊生答：“我从来都认为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国足协应该多与记者交朋友，当年许放这一点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试图改变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与足协关系紧张足球之夜记者的刁钻提问，王俊生露出少见的亲和：“这个问题虽然不在这次会议的发布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很高兴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足足讲了有5分钟
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国内26路教头“京城会审霍顿”的会议期间进行的，在这次会后，王俊生居然向几个前去采访的记者问了“好”我说：“这并不是你的风格，记者们觉得这样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说：“我一直想这样做，特别是与记者探讨中国队技战术的不足。”说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话，不厌其烦地在纸上画图，讲解李毅的跑位线路与技术习惯的不足，从而证明国奥队为什么不用这匹马作为首发主力。作为王俊生，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敌人还朋友？对于王俊生和新闻界，这一直是个问题。虽然年初的青岛足球工作会议，以王俊生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说不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双方就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
如果要夸张地套用一句话形容这个关系——“做一天的敌人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敌人”中国足协与新闻界正是做到了最难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对记者时还有没有乐趣，但我知道很多记者表示面对王俊生没有乐趣，对此，我们双方都应该感到悲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实上——双方分工虽然不同，但目的与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这有些类似于球迷与王俊生之间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他应该知道，在任何一家媒体前，他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足球形象。何况，媒体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肩负的是民众的“知情权”因此，他不能简单地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眼光对待媒体。这是对一个现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许，当中国足协具备了与新闻界打交道也能游刃有余的能力时，其它的种种能力也就具备了，毕竟，足协这个机构不应是一个传统的衙门。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国足协的观念和机构体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国搞“职业联盟”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由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
观念与机构体制——影响中国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碍。这是普通的中国球迷都能总结出的弊病。大多数人人为，中国足协不愿在这两大障碍上“动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记者的采访进入到最尖锐的部分：“足协的观念是否阻滞了中国足球的发展。”王俊生似乎不愿意马上接触这种尖锐的撞击，他是沉默了很久，才从各个侧面变通地给出答案——
“职业化改革才第6个年头，很我东西我们以前根本不懂，有些开始以为对的后来证明是错的，也有以为错的现在证明是对的。但我们不断地在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中进行着改进。比如12分钟跑、转会制度，很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和观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国，总结足球很多时候不能离开一个大背景，很多事情得从足球以外——诸如经济、文化、历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协机构的改革，中国足协这个机构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这个提法’。王俊生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坚决“机构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职业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足协机构肯定要改革，但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们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改革。”
——“比如说我们考虑要恢复国家队教练委员会的机构去选下届国家队主教练；而且，中国足协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机构体制上的变动与改革。”王俊生明确地传递着信号。
记者问：“很多人在设想建立职业大联盟，足协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俊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肯定要学习。但必须看到，国外的职业联盟是在上百年职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条伯在中国并不成熟，我们的俱乐部性质各异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甚至还有其它性质的，如果由每个俱乐部各选一人组成职业联盟，很难真正将各方利益统一起来。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国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国情’。”
我不知道这个尖锐部分的采访是否取得了真正意义的答案，但我知道，作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仅限于此了——观念更新、机构改革，这不仅是足球的难题。
王俊生说过，球迷要的是结果，他负责的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改革。但是当“过程”长期不能满足“结果”时，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须反思。
“怀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骂，其实不是骂王俊生，也不是对足球改革的怀疑，而是对催生了职业化改革的观念和机构是否还适应改革6年后现实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背景下，球迷的怀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体环节等同起来，就好像把大楼的设计和施工混为一谈一样，事实上好的设计绝不代表好的大楼。中国足球“楼”还没修好。
王俊生说：“我几乎每天都要深夜两点才结束当天的工作，早上六点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接触王俊生的人在这次采访中也对记者说，如果中国足协只有一个人没进过止拉ok、桑拿房的话，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确实是一个很吃苦、很正气、很能随压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个小时，但每天睡4个小时并不意味就成为拿破化。
这可能就是中国足球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看，王俊生是一个好干部，——但是仅仅靠吃苦与忍耐是当不好元帅的，简单积累有时候就是达不到质的突破，20度的不是开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开水，如果缺乏一种力量（或观念），水将永远达不到100度。
对中国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间的差距，也许并不是简单的1度，而是100度——这1度的温差，实际是巨大的100度“观念差”
搞足球就像冲浪，风尖浪顶很累人。也许下课就可以歇一下，养养伤了。
戚务生在“亚洲杯”失利之后对王俊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难道你不累吗？
王俊生经历的失败比戚务生多，很累的戚务生下课了，王俊生呢？虽然在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一再声称他不会逃避，他兴地放弃，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运，命运将怎样安排王俊生的未来呢？
事实上，王俊生并没有度过这次危机，据说这几天有关领导仍然在他项上架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据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不同意请外教”给自己加了道“紧箍咒”更据说一些国奔驰“霍顿走人我不干”的说法实际上让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说：“搞足球的就像冲浪，风尖浪顶的很累人，那种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国瞳协副主席许放，许放和他是好朋友。“许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嘘不忆“许放死后，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对心脏、肝脏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会不会在某一天解雇霍顿之后又被组织“解雇”呢？
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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