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圆满》（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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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到1994年，谢兰生的电影拍摄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1992年, 在春天的“南巡”以后, 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卖出一个《生根》版权。法国巴黎的某公司用10万英镑买走了它，文艺复兴按照合同收取了20%的中介费。谢兰生想, 即使没有莘野那份“有保证的销售协议”, bill大约也能卖出去, 感觉自己似乎少欠那个男人一点点了。这个年头外汇管制, “官方价”“市场价”不一样, 两条轨, 谢兰生把部分英镑交给几个移民家庭，对方父母把等额rmb打到兰生的账户上。
日本、法国付款以后, 谢兰生有21万美元了，当时英镑兑换美元还停留在一比二。谢兰生把投资人的20万本金先偿还了, 又按当初答应好的打给对方一半“收益”，也就是45万，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来拍摄下部电影。做完这些分账以后, 谢兰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进那张visa卡, 又请祁勇说一声儿。祁勇震惊半晌，问“你们俩分手了吗”, 让谢兰生十分莫名, 支支吾吾地过去了。
同年，谢兰生又不顾禁令拍了一部《美丽的海》。录音师是那个岑晨——他从西影早辞职了，电影局也管不到他，摄影师是拍广告的, 而主演则是在香港寻求发展的台湾人。《生根》都灵拿奖以后谢兰生的资源广了，在那边拿到不少香港记者的电话号。小红小绿还是助理，也是不care电影局的。
《美丽的海》在1993年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让谢兰生非常震惊。它并没能最终获奖，但让已经花光本金的谢兰生卖了版权，而且还是同时卖了美国、英国、日本三地，赚到大约45万美元，其中美国版权是20万美元，英国版权是10万英镑，日本版权是10万美元。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开始大幅地贬值，45万美元大约相当400万rmb了，谢兰生的腰间鼓鼓，虽然资金还是不好回国。
谢兰生因没有护照并未出席颁奖典礼，而且，因为再次不乖，谢兰生的8年禁令又延长了，到2001年末去了，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自觉自己“非常富有”的谢兰生一下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作《山坎》，一部叫做《黑白》。
他自己更喜欢《山坎》，觉得自己拍《山坎》时各方面的状态都好，而在《黑白》那部片里却显出了一些疲态。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哑巴，非常美丽，然而丈夫有精神病。影片当中的男主“我”爱慕哑巴，却不明白他的“仙女”为何嫁给她的丈夫。他到后来才听说，哑巴本是别省的人，被“拐”到这个地方，她也不是天生哑巴，是被公婆用药弄哑的。她不会写字，如果也不能说话，就一辈子锁在这了，而这乡里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男主角“我”非常犹豫。一次，那个丈夫又“犯病”时，“我”实在是冲动难忍，便把对方一把推开，第二天才猛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跌死了。丈夫死后，女主继续困在当地、抚养儿女，“我”希望帮她逃出去，却又不敢，因为那天哑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为了不把警察招来才选择了私下解决。结尾，“我”太喜欢哑巴姑娘，还是跑去城里报警，并且自首，一排警车开进乡里，也带走了“哑巴姑娘”，男主角“我”爱的方式不是占有，是让她自由。最后，面对这一切，哑巴姑娘“告诉”警察，当时丈夫其实没死，是她抱起丈夫的头在桌角又狠狠一磕，才死了。哑巴姑娘从容走进最不自由的牢房，可对她来说，又是最自由的地方。
而之所以起名《山坎》，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某山坎上的小庄子里。影片最后，在被警察带离以前，哑巴姑娘看着那些早已麻木的乡里人，跑上山坎，注视着千万同样的庄子，想要唤醒却做不到。
出于对它的偏爱，谢兰生用它去参赛。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换了一个主席的电影节的组委会竟然认为最后“警察”救出哑巴这个片段似乎在为政府宣传，希望兰生能改一改，最好别让“警察”出现，甚至可以直接换成《黑白》参加主竞赛单元。
谢兰生真的呆了。
他跟主席努力解释，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故事里，哑巴姑娘真的是被当地警察带出来的。
然而主席软硬不吃，就觉得有政治宣传。
谢兰生也非常失望，两边最后吵了起来，谢兰生问：“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警察，您也认为不ok吗？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法官，是不是也不可以呢？中国哪儿就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有偏见呢？”
他们两边吵来吵去，主席最后盖棺定论：“如果不能换《黑白》来，那今年就干脆别来了。”
谢兰生也生了气了，说：“不去就不去！”
顿顿，又道：“您有偏见，您当主席的这几年我都不会再想去了！拜拜！！”
哼！
谢兰生知道，虽然说戛纳电影节选片团由10人组成，其中5人看外国片，最后电影节主席、选片主席、一名导演、一名记者、一名电影爱好者共同决定入围名单，可实际上，主席经常决定一切。主席实在不爱《山坎》，就算了。
放下电话，谢兰生也觉得好累。
他怕自己妥协多了，棱角就没了。
他听说过，电影节有政治倾向，《山坎》证明这是真的。仔细想想，戛纳电影节资金由法国国家影视中心、普罗旺斯大区政府和戛纳市政府负担，威尼斯电影节资金来自意大利文-化部，而柏林电影节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文-化部，其实都难“独善其身”，虽然，今年这新主席似乎尤其……
一边不让导演说好，一边不让导演说坏，好好地想讲讲故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部片子从头到尾总有“好的”也有“坏的”啊。《山坎》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他觉得，电影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战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类、国家有时冲突，这个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他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前走，注意结果，试探边界。
谢兰生也十分明白政治复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你们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国文艺电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会因为一个故事喜欢中国、讨厌中国？警察“好”于是喜欢，警察“不好”于是讨厌？喜欢讨厌又能怎样？还有，如果有人因为电影就喜欢了或讨厌了，错的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电影导演？
电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一群导演讨好这边，一群导演讨好那边，好多事儿全变味儿了。
谢兰生真想不明白。
在与主席“争吵”这晚，谢兰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xx峰会，上面众人宛如演员给观众们认真观看，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句话来：电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电影。
…………
经过这样一遭子事，谢兰生也懒得再带《山坎》参加电影节了，包括一切的电影节，他可不想再次经历戛纳前的那些争吵了。
说不定，他以后都懒得去了。
反正，他还有钱，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几部呢。“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又把《生根》卖出10万磅，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1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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