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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从这个角度看,高平陵之变确实也算汉末至晋的承前启后的事件。
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彻底改变了曹丕的性格,由其开始的侈靡之风逐渐风行整个权贵阶级。
何晏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与夏侯玄、王弼一起竞事清谈,开一时之风气,并创立了魏晋玄学。
东晋的袁宏作《名士传》将这三人称为正始名士,可见其当时声望之卓著。
这种天字第一号的名士出来带货,效果差不多就跟唐朝时李白给茶酒写诗差不多,那效果只能说十分的惊人。
而且因为疫病不绝,伤寒使人身体发冷,古时保暖御寒手段又没有那么多,能刺激身体发热的五石散便也大受欢迎。
而这药附带的致幻感会让人产生飘飘欲仙之感,用过的人也更加赞不绝口。
但如果长期服食的话,五石散所带来的危害比鸦片制品更为猛烈,除了会让人产生依赖性之外,因五石散致死致残的记录,在两晋南北朝中间未曾断绝过。
到了唐代,孙思邈也花费力气研究了五石散,并提出告诫:
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
但五石散的消失单靠孙思邈这个医学界KOL的提议肯定是不够的,其中还有很多比较复杂的因素。
最大的因素就是气候正式开始大升温,唐朝时的平均温度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上大约一点五摄氏度,比汉末高了两度左右。
气候对于民生有最直观的影响,而民生的好坏同样也决定着封建王朝的命运,这里放个比较一目了然的图对比一下。
这幅图中间是温度变化指数最为直观。
最上方蕴含了三个指数,即农牧交错带的纬度变化、各个年代的米价指数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次数。
这个相较来说应该也不难理解,因为古代最大规模的战争就是农牧之争,这种战争直接关系着民生情况。
从中不难看出,随着两晋南北朝的大寒冷结束,农牧交错带开始北移,胡人被击退后民生得以稳步发展,百姓的生活成本逐年降低,而且适宜的气候也使得旱涝灾害减少,
而且寒冷退去,也使得伤寒疫病失去了扎根的土壤,毕竟气候已经够热了,根本不需要五石散来刺激身体发热。
并且随着气温回升,古中国也重新开始大一统,隋文帝重新开始提倡儒学治国。
隋朝时的儒家虽然没有汉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风光,但依然还是主流大家。
在儒家文化目光的审视下,动不动就裸奔的“魏晋名士”风度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而且唐代以后,传入中国的棉花开始大放异彩,棉布的成本相较来说更低,御寒效果也更好。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如汉末那般的大规模伤寒疫病也失去了绝大多数的扎根土壤,五石散在民间的风行也就此中止。
不过五石散在权贵阶层并未彻底消失,宋朝人根据唐代对乳石的研究,将五石散的配方做了毒性更低的改进。
只不过大明时候玩儿了个大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雄蚕蛾、尿粉、童女月事水、红铅,制成了皇家特供的著名春药“红丸”。
而再联系到大明皇帝那些莫名其妙的寿命,这红丸的效果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