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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议论做ài,说做ài这东西“在贫穷国家是奢侈品,在发展中国家是日用品,在发达国家是必须品”此论甚妙,而非胡说。根据一项社会调查资料表明,各国人民的周平均做ài次数与各国的发达程度成正比。越发达的国家周平均做ài的次数越多(日本例外),美国当仁不让,做ài也是冠军。做ài成了一个社会发展度的侧面指标。
做ài这东西在中国一直是帐帏之事秘而不宣(最起码在改革开放前是如此)。若有人胆敢在公开场合嚷嚷此事,此公必被众人唾弃为非正常人类。
但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对性的观念和行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保守、那么矫情的。据学者考证,我们最熟悉的“且”和“也”字实际上是男性生殖器与女性生殖器的象形。若用“且”的这个含义重新解读诗经中的郑风溱洧,你就会发现先秦中国人的性爱观念如此直白、如此地别开生面。——其实,从性爱的角度解释溱洧,郭沫若早已隐约其辞。后来到了李敖手上,则成大张旗鼓之势。
高罗佩在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考证,中国人的性观念在世界古代社会中是相当开放和基本健康的。战国策中的“韩策”就赫然记叙了秦国宣太后竟然在外国大臣的面前,公开地以自己的xìng交姿势比喻政治。迟至理学开始盛行的宋代,中国人还可以看到瓦肆中半裸上身的女子相扑。
高罗佩认为,中国人性观念的转变起于元朝。他认为中国人性观念从开放转向保守,有用文化纯洁性对抗军事征服的意义,是用阿q的精神保卫中国人的尊严。(有清一代也如是)对于中国人性观念的转化,我并不完全赞同高氏的观点,但我们现在能够明白的是,中国所谓传统性观念只能传统到七、八百年前。
可的确,七、八百年也是不短的时间,它锻造了中国无数的假正经(包括年轻的我),乃至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还无法正确面对性爱。
面对性爱,西方社会有著名的金赛报告和海特报告以及成为后现代哲学标志性思想之一的福柯的性经验史。反观中国,中国的性爱研究好像只停留在性释放的水平上。比如当代沸沸扬扬的用身体写作、用内分泌润笔的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若劳伦斯再生有幸一睹,不知会作何感想。
中国出现直露的性爱文学并被传媒读者所接受,说明了中国的进步和开放。但我以为,中国人不能就此以性猎奇、性幻想或性补偿作为满足,中国人应继续研究中国人的性经验、性心理,形成中国人的性爱理论体系。
性爱对人类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圣人有训“食色性也,人之所大欲。”圣人不虚伪,他将吃饭与性爱等同,以彰显其重要性。――事实上,许多离婚协议上所云的“性格不合”往往是“性器不合”
而中国民间的性文学却是我最反感恶心的一件事。在公共场合,尤其在酒桌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尤其是各类道貌岸然的自以为有权利对女人实施某种性侵犯的领导——惯用迷离的眼神和色迷迷的嘴巴飘游性暗示和掌握的了或掌握不了的黄色笑话。每当这个时刻,我就很容易联想起肮脏、丑陋、猥琐、卑劣等词汇。这些在西方社会早被控告为性骚扰的语言和行为露骨地透射出中国人的性压抑与性阴暗心理。很难想象在这种心理之上会建树什么样健康快乐的性爱理论。
因此,我们对性爱既要认真严肃、又要认真不严肃。严肃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应把性爱看成一件庄重的事。我认为,最高境界的完美性爱是有道德前提的,那就是爱情与家庭。在爱情与家庭的范畴内(特别是爱情),性爱没有禁忌。
至于纯粹生物性和以喜新厌旧为目标的性爱是另外一种社会学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所谓不严肃是对性爱的特点所提的要求。性爱与吃饭一样重要,但当你对某一种饭菜感到厌倦时,你可以轻易地调换口味,而以爱情与家庭为道德前提的性爱却是很不容易调换口味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学会大大提升性爱的水准,性与爱一样,需要男女双方努力地培养。
举案齐眉地做ài,单单调调的活塞运动是很快会让人感到厌倦的,当性爱只剩下肉欲的发泄、一种习惯的责任时,那相看俩厌的时刻就快到了。做ài是人间一项美妙的行为艺术,它的花样、姿势越多越好,它的技巧越高就越有兴奋感、浪漫感和美感。
各位男女看官,看到这里,请赶紧关闭电脑,抛弃网络,赶紧拖住自己的爱人,温柔地抚摸着他(她)的肌肤,用或妩媚或淫荡的目光告诉他(她),你现在就想做ài!用你们如火的激情为创建我们祖国的和谐社会略尽绵薄之力吧。还有,当你们欲仙欲死的时候,不要忘记告诉对方:“我爱你”
确实,祖国各成年男女如果都努力快乐地做ài,可以有效降低社会暴戾和社会不满,什么时候祖国大地能够爱浪无边、春色涌动,什么时候就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大有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