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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老家在山东威海，那是一个习武之乡，对发扬光大民族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传统。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爷，因家乡闹旱灾，带着爷爷逃出了山东，过山海关的时候，太爷染上了病，太爷带着病在爷爷的搀扶下继续往前赶，走了三天三夜，来到奉天郊外的一个地方，太爷就不行了，爷爷眼睁睁看着太爷倒完最后一口气，闭上眼睛，爷爷用双手在土里扒了一个坑，便把太爷埋葬了。埋葬了太爷，爷爷又继续往前走，最后来到了大兴安岭下，爷爷举目无亲，便做了周家的长工。
冬天那一天的早晨，爷爷为了在周家太太小凤面前维护一个二十岁长工的尊严，抡圆了铁锹，把周家少爷打倒在雪地里。他想，那一锹一定打死了周家少爷，欠债还债，杀人偿命，爷爷牢牢记着中国这条古训，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一口气跑到了大兴安岭的山上。
大兴安岭白茫茫一片，树木繁杂，别说藏一个人就是藏下个千军万马也不容易被人找到。爷爷跑到山脚下时，就清醒过来，他知道，无论如何也回不去周家了，在这方圆的屯子里也不会再容下一个二十岁的他了。在这种时候，只有进山了。爷爷在进山时，用提着的那把铁锹把自己的脚印铲平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爷爷在山上过了一段近似野人的生活，那把铁锹无疑成了爷爷的重要工具，打猎、剥皮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爷爷提着那把铁锹，并没想到一把铁锹会在他的以后生活中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当时完全是因为紧张，他忘了扔掉手中的那把铁锹，于是那把铁锹就随他进了山里。
爷爷狼狈地走在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山脉上，刚开始，他有些为自己轻率的举动后悔，可他一想到小凤那双眼睛，还有那笑，他又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爷爷终于在一个山凹里找到了一个猎人用的窝棚。这个窝棚是春秋时节猎人狩猎住过的，窝棚呈“大”字型，用木格楞搭成，又用草盖着，窝棚里排着一层粗细均匀的木头，用来当床，爷爷发现了这个窝棚，无疑遇到了救星般亲切。他三步并成两步奔过去，惊飞了一群野鸡。爷爷在窝棚里看到了猎人留下的打火石和引火的绒线。爷爷清理完窝棚，就拣来一些干树枝为自己升起了一堆轰轰烈烈的大火来。大火烤着爷爷，烤着雪地，爷爷就饿了。爷爷想到了野鸡，他提起铁锹走了出去。那时节大兴安岭的山上，野鸡很多，天冷，野鸡都挤在树丛里，树丛里浓密的树枝给野鸡们挡住了风寒，野鸡飞不起，只能在树丛里乱窜，爷爷便挥起铁锹，不费吹灰之力就拍死了几只野鸡。爷爷把野鸡们放到火上烤，不一会儿，野鸡的香味便散发了出来。爷爷吃完野鸡，躺在温暖的窝棚里，一时间爷爷心里很空落，此时爷爷前所未有地开始思念起周少爷的太太小凤来。
小凤嫁给周少爷前后也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爷爷从看到小凤的第一眼起，就知道，这辈子再也忘不下小凤了。
小凤是天津卫一个盐商的女儿，周大牙在天津卫有买卖，而且买卖做得又很红火。周少爷几岁时便被周大牙接到天津卫读私塾。那时节，周少爷每年回来一次有时两次。读完私塾的周少爷，又在天津卫读中学，那时父亲已经来到周家做长工了。周少爷比爷爷小一岁。天津卫开放的程度比东北早，北面就是北平，那时节已经公开鼓励男女同校了，周少爷就和小凤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读书的少男少女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感召下，就开始偷偷地恋爱了。周少爷的一张脸长的白白净净，细长的眉毛，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周大牙做着一笔买卖，他供养着独生子周少爷念书不惜重金。周少爷那时穿长衫、戴瓜皮帽，那时是很风流很潇洒的。
小凤是被公认的校花，小凤不梳辫子，而是齐耳短发，圆圆的白里透红的脸上，似用笔画出的弯弯细细的眉毛，大大含水的眼睛。说起话来笑语莺声。
一对少男少女在校园里自由地相爱了，起初小凤的父亲盐商反对这门婚事，当周少爷向盐商求婚时，遭到了拒绝，后来盐商很武断地把小凤关到了家里，小凤不从父命，毅然地从家里逃了出来，重新返回了校园。那时校园已经放假了，周少爷为了等待小凤而没有走。小凤找到周少爷时，两个人便公开在校园里同居了。被迫到学校来的盐商抓住了，盐商非常恼火，状告了那时的教育司，学校自然不敢得罪当地这些名商富贾，他们还要靠这些人吃饭。当下便决定开除周少爷和小凤的学籍。那一年，周少爷十八岁，小凤十六岁。开除学籍也并没有能扑灭这对痴情男女的爱情之火。两个人依然常来常往，盐商后来见闹到这种程度，且自己的女儿已经和人家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但发誓自己决不和周家往来。其实当时盐商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因为盐商瞧不起周家发财的行业。
东北大兴安岭角下靠山屯的人们并不知道周家在干什么买卖，周大牙每次回来也闭口不提。自己的买卖。真实的情况是，周大牙在天津卫开了一家妓院，周家是做的皮肉生意。做买卖的商人中，地位低下得让人瞧不起的无疑是妓院老板，盐商出于自己的良知，才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盐商和周家拒绝来往，周少爷没滋没味地在天津卫住了一段时间后，那年冬天回到了靠山屯。
周少爷领着少奶奶走近周家大院时，正在往粮仓里装粮食的我爷爷，看见了随在周少爷身后走进来的小凤。小凤穿了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穿在小凤身上该凹的凹，该凸的凸。小凤读过书，识文断字，思想又很解放，一双顾盼流莹的眼睛望人望景的时候，很有内容，一点也不空荡。小凤望见了周家高高的粮仓，我爷爷当时扛了一麻袋玉米，走在颤悠悠的跳板上，正准备把一麻袋粮食倒进粮仓里。小凤看见那有二层楼房高的粮仓就惊呼一声：“天哪！真高！”我爷爷被那一声惊叹震得倒吸一口气，爷爷转过身，就看见了小凤那一张仰起的脸，爷爷站在高商的跳板上，不仅看清了那画儿似的眉眼，还看清了裘皮大衣下那粉嫩丰腴的脖颈，爷爷看到这些，浑身仿佛突然被电击了一下，差一点从高高的跳板上摔了下来。
从那一刻，爷爷在心里也惊叫一声：“老天爷呀！”爷爷忘不了周家少奶奶小凤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爷爷经常看见周少爷陪着小凤在院子里散步，踩着积雪“吱吱嘎嘎”一路轻盈地走过去。小凤很会笑，笑声也好听。小凤笑的时候，先在脸上漾起两个小小的酒窝，那酒窝似投在湖水里的第一圈涟漪，随着笑声，那涟漪一圈圈在整个周家大院里飘荡，在靠山屯里飘荡。
晚上，爷爷和余钱躺在西偏房的炕上，爷爷和余钱都睡不着，两个人都有心地去听上房里周少奶奶传出来的每一丝响动。
“周家少奶奶简直不是人托生的，你看人家是咋长的！”余钱在半夜有时候自言自语地说。
爷爷望着漆黑的夜，嗓子眼一阵发干。
“咦，你说怪不，周家少奶奶上茅房用挺大的一块纸，还是红的，你说怪不？”余钱睁大眼睛，蹬着黑暗中的爷爷。二十岁的爷爷觉得此时自己都快爆炸了。他趁余钱睡着的时候，他去了一次茅房，他在月光下看见了那块小凤的月经纸，那是用稻草做的草纸，草纸中央有一朵暗红的印迹，爷爷在那一晚飞快地把那块小凤的月经纸掩在怀里，后来又放到了枕下。梦中，爷爷嗅到了一股奇异的香气。
那些日子，爷爷总觉得自己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那天下雪的早晨，周少爷当着小凤的面踢了他一脚，他便再也忍不住了。
爷爷躺在猎人窝棚里思念小凤，日子转眼过去了几天。
那一天，他坐在窝棚里望着满山的雪时，他看见有二个黑点正在一点点向这里靠近。爷爷一下子缩紧了身子，他无声地摸起了身边的铁锹。
十三岁的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那块红绸布，一拐一拐地随着那人走去。走到山脚下，父亲回了一次头，他模糊地看见爷爷仍坐在山坡上，他看不清爷爷的目光。父亲用劲地又咽了一口唾沫，一股高粱粥余香在他嘴里飘绕。
这回，他再次转回头的时候，满眼里只剩下那块火红的红绸子了。
走了一段，那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望着父亲，父亲也停下脚步望着他。那人说：“你不怕打仗？”父亲盯着那人腰间的枪，又咽口唾液，这次他觉得嘴里有些苦。父亲茫然地摇一摇头，那人向前走了两步，伸出手扶住父亲的肩头，用劲地捏了一下，父亲咧咧嘴，那人说：“走吧。”父亲就随着那人一拐一拐地走了。
那人是东北自治联军的肖大队长。那一年，东北抗联被日本人打垮了，后来又整编了一支抗日的队伍，取名叫自治联军。
肖大队长的母亲死了，他回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他又困又累，遇上了父亲，父亲随着他参加了自治联军。
那时父亲坚信，有一支枪就会有白米饭和猪肉吃。
肖大队长把父亲带回驻扎在山里的自治联军营地，营地是自治联军临时搭起的棚子，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睡，那棚子长长的有一溜。父亲随肖大队长来到自治联军营地，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得到一把枪，而是得到了一条皮带，肖大队长让他扎上，他就扎上了。扎上皮带的父亲就是自治联军的战士了。父亲没有像那么多人挤在棚子里睡，他和肖大队长、教导员睡在一个棚子里。肖大队长和教导员向每个小队发通知，就让父亲一个棚子接一个棚子去通知。父亲成了大队部的勤务兵。
父亲没有得到枪，赤着手一趟趟地在山岭间奔跑着送通知，他那被狗咬伤的腿，让肖大队长找到卫生员上了些药很快就好了。没有枪的父亲没能吃上白米饭；更没吃上猪肉，父亲就很遗憾，他发现那些有枪的人也没能吃上白米饭，但他仍坚信，只要有一支枪，白米饭迟早会吃上的。
肖大队长有时带着一群自治联军在雪岭上操练，人们趴在雪地上，怀里都端着枪。父亲就站在一旁看。一天他忍不住趴在肖大队长身边，瞅着肖大队长长满胡子的脸说：“我要有支枪。”第一遍他说的声音很小，不知是不是肖大队长没听见，肖大队长没反应，举着手里的枪瞄山坡上一棵有鸟巢的树。父亲又大声地说了一遍：“我想有支枪。”这次肖大队长回过了头，站起身，父亲也站起身。肖大队长喊过一个正趴在雪地上练习射击的战士，让那战士把一支三八枪递到父亲的手里，父亲抱了一下，没抱住，枪掉在了雪地上。肖大队长笑了，那个战士也笑了。肖大队长走上前，拾起那枪，往父亲腰边一戳，枪筒高出父亲半头，肖大队长拍一拍父亲瘦弱的肩头说：“你还小呢。”
父亲没能要到枪。但他仍坚信自己要有一支枪。
肖大队长三天两头要擦他那把驳壳枪，刚开始肖大队长自己擦，每次擦枪时，父亲就站在一旁看肖大队长把枪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仔细擦好后，又重新装上。每次擦枪时，肖大队长都说：“枪不擦，打不准。”几次以后，肖大队长每次摘下枪后，父亲就接过枪，很熟练地拆开，又装上，肖大队长就拍一拍父亲的肩头。
山下十几里外有一个大屯镇，那里住着日本兵。大屯镇有个伪镇长，姓刘，外号叫刘大肚子。刘大肚子给日本人干，也给自治联军干。山下大屯镇日军有什么情报都是刘大肚子提供。自治联军有什么指示也通过人送给刘大肚子。
父亲来后，和伪镇长刘大肚子联系的任务就落到父亲的身上，人们考虑到他是个孩子，没有人会注意他。
那一次，肖大队长派父亲给刘大肚子去送一封信，信藏在父亲的鞋里。
父亲来到镇政府时，看到一队日本人从镇政府里走出来。父亲的喉咙就紧了紧，他看见日本人身上都背着枪，日本兵还唱着歌，他听不懂那歌。他在镇政府门口张望几次之后，就壮起胆子往里走，没走几步，便被一个很瘦的当差的叫住，当差的骂：“妈的个x，不看是啥地方，找死？！”父亲望那当差的一眼说：“我找刘镇长，我是他堂侄。”这些话都是肖大队长教过的。那人听说是找刘镇长的，便把父亲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大肚子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屋子里吸水烟，他瞄了一眼进来的父亲，父亲就说：“肖堂弟让我来找你。”刘大肚子一听马上放下水烟枪，挥挥手把当差的打发走了。
父亲完成了任务，刘大肚子没让父亲马上走，让当差的领父亲去伙房吃饭。父亲那天终于吃上了白米饭，菜是猪肉炖粉条子。父亲第一次吃到白米饭，那一天他吃了很多，吃得他再也吃不下时，他放下了碗。当差的陪了他一会儿，便走了，伙房里剩下几个厨子在忙着给日本人做饭，没有人注意他。
父亲吃完饭，兴致未尽，他真不愿意离开这里，不是留恋伪政府，而是留恋那白米饭，父亲看天色尚早，他想过一会儿，再吃一次白米饭再走，但他又不能呆在伙房里，也不能去刘大肚子那里，他想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他窜过伙房来到了后院，后院有一排房子很清静，他看见一间房门半掩着，他顺门缝里看过去，里面没有人，有一张宽大的床，床上花被子叠得很整齐，还有一张八仙桌。父亲就走进去，吃完饭的父亲，因为吃得过饱，浑身的血液都去消化胃肠里的食物了，走了十几里山路，此时父亲又困又累，他又不敢躺到床上去睡，想了想钻到床下，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床，床下也很干爽，床上的花床单正好挡住他，他只想躺一会儿，没想到却睡着了。
父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他被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吵醒。
那女人娇声娇气地说：“太君，你慢一点。”说完划火点燃了八仙桌上的马灯。
父亲有些后悔，后悔自己一不小心睡了这么长时间，晚上的白米饭没吃上不说，还被人家关到了屋里。父亲紧张地想着这一切时，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酒气，灯影里，他从床单缝里看到了一双穿皮鞋的脚就站在他头顶，他的目光越过那双皮鞋，看到了一双穿绣花鞋的脚正款款地向床前走来。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那双穿绣花鞋的脚停在床边不动了。他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太君，时间不早了，我们睡吧。”女人说完，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嬉笑声，两人缠在了一起，然后床地动山摇地响了一声，少顷又听到那个女人妖里妖气的尖叫声：“哟，太君，你的枪磕疼了我，你睡觉还背枪么？”
枪的字眼，很快地占据了父亲的脑际。他又想到了白米饭，刘大肚子家里有枪就有白米饭吃，还有猪肉炖粉条子。这时父亲忘记了害怕，他大胆地掀开床单一角，看到了一个醉醺醺的日本军人，嘴里流着唾液，满嘴是笑地躺在床上，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年轻女人正在帮这个日本人脱衣服。父亲终于看到了那把枪，枪在父亲的头上，心里格格地猛跳着。他又想到了插在肖大队长腰间系着红绸子的枪。那一次他勇敢地拔出了肖大队长的枪，可惜肖大队长醒了过来，就是不醒他也不会开枪。
他胡思乱想时，一双女人的光腿从床上走了下来，吹熄了灯。女人又走回到床边，女人嬉笑了一声，床“吱呀”一声，他听见那个日本人说：“哟西，哟西。”
接下来，父亲头上的床板似乎随时都要塌下来，震天动地地胡乱地响了一气，日本人哟西哟西地说着话，和女人夸张的大叫声，这一切父亲都没留下一点印象，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枪。头顶上的床在震颤的时候，父亲感觉到悬在头顶上枪套的皮带不停地晃荡。过了好久，床不动了，只剩下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喘息气也平息下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听到了鼾声，此时父亲决定开始下手了。他有了上次夺肖大队长枪的经验，这次就熟练的多了，他先小心地从床下爬出来，伸出手抓住了枪套上的皮带，一用劲，枪就到了手上，也就在这时，那个日本人突然醒了，他咕噜了一声什么，伸出手在床上胡乱地抓了一下，这时似乎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这时他模糊地看见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抓到枪后，便从枪套里利索地拿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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