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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完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看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23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记愧而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的现成而且有威力。“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读得本来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力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b陷入冥想。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b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光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他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胀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想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我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里越别扭起来，竟觉得像是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b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来了，一进门就笑，依然笑得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c立刻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上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回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认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待，大家一会为她担忧，一会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如桌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欠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会不是幻想。
十四年过去，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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