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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迟小牧最近忙些什么，一打电话就占线。林大勇更是见不到影儿，杨娜每天上班。小区里静极了。我着实感觉到了什么是寂寞。
冬天来了，临窗而立，悠扬的雪花宛如音乐和风飘荡。我的思绪也随着雪花的飞舞而跳跃。我在想，即使我富有漫天洁白，若无爱的一丝愁绪，我仍觉寂寞。寂寞的人并不缺少爱，而是缺少沟通。我现在是不屑与人沟通，或者说，没有资格与人沟通。还是寂寞一段好，可以让自己的思绪沉淀下来。这么一想便少了许多浮躁。
星期六上午，我给迟小牧打电话：“小牧，中午一起坐坐吧。”
“不行，我正陪女儿逛野生动物园呢：难得陪女儿一次，不能扫孩子的兴。明天吧，明天我请客。雷默，下一步想干点啥？”
“英杰让我写小说。”
“雷默，太好了，我早就希望你写小说，就你那文笔和才气，写书准行。不过，别忘了把我写进去，一旦哪天我死了，活着的人看了书还会对我有个念想儿。”迟小牧笑着说。
“小牧，你这乌鸦嘴，好端端地咒自己干什么？”我很生气地责怪道。
“好了，不跟你唠了，我要陪女儿了。明天见！”迟小牧嘿嘿地笑着说。
迟小牧挂断电话，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对迟小牧说要写小说，其实写什么心里根本没有数，也许只是个心理安慰。本想和丑儿探讨一下，可她却一直关机。也不知她是否从上海去了北京。
此时的我深深体会到政治有时宛如阴风苦雨，它无孔不入地吹入个人生活，甚至可以摧毁人的一生。命运如果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人生还会有机会；命运如果就是一只鸡或鸭，那么人生的意义只剩下扯淡了。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更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但我仍然有勇气拆下肋骨点着当做火把照亮前方。
晚上，我和杨娜正吃饭，母亲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刚才又抽了。母亲很着急。总这样也不是回事儿。我心里又罩上一层阴影。我安慰了母亲好一会儿，自己却平息不下来。父亲的脑膜瘤越长越大，看来不做手术是不行了。
父亲一生精明，文化大革命时走“五七”蹲牛棚、挨批斗，多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爸，文化大革命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一次我问。
“那个时候有许多战斗队，我哪个也不参加。一个战斗队找我表态，对的，我就表态支持；不对的，我就不说话。另一个战斗队找我，我也这样做。”父亲说这话时显得有些诡谲。“如果两个战斗队同时找你怎么办？”我将军地问。
“那我就溜！”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父亲从小就喜欢看三国演义，我也喜欢看，而且很欣赏杨修的才华，为杨修的死鸣不平。父亲常说：“聪明固然是好事，但决不能卖弄聪明。”现在看来，我能躲过“李张大案”这一劫，大多得益于父亲。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两个人过独木桥时，都说自己有急事，争着先过，结果谁也过不去，最后只能掉进河里，你不如让他先过，这样两个人就都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就更为父亲难过。
第二天，迟小牧一直没来电话。我心里生气，心想，这小子也变了，居然说话不算数。到傍晚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我心想，迟小牧这小子还行，到饭食儿来电话了。
我一接电话傻了。
“是雷默吗？”电话里问。
“是。”我说。
“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我是探长卢志。我们支队长肖剑请你来一下。”
我的心格登一下，心想，肖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端端的公安局找我干什么？
“卢探长，有什么事吗？”我试探地问。
“你认识迟小牧吗？”卢志的口气让人心生寒气。
“认识，我们是好朋友。”我心中紧张起来。
“那好，你到公安局来一下吧。”卢志冷峻地说。
“什么事呀？”我心里更紧张了。
“来了你就知道了。七点钟，我和肖支队长在市刑警支队会议室等你。”卢志不露声色地说。
我挂断电话，赶紧给迟小牧打电话，又是关机。我心里忐忑不安，脑子里迅速地猜测着会是什么事。
“雷默，出什么事了？”杨娜看我接完电话表情不对，便关切地问。
“市刑警支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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