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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不求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求人如吞三尺剑。房子还是那间老房子，只是院子里的大枣树没有了。
“大枣树太老了，砍了。”舅舅用苍老的声音说。
我记得那大枣树的树干两个人才能抱过来，是弧形的，很好往上爬。树叶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雨后，满院子的红枣，让人看了就兴奋。
小时候，我和我姥娘就住在老屋里。老屋是露着房梁的。有一天早上，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姥娘在饭屋里做饭，不停地拉着风匣，我躺在床上睡懒觉，我虽然闭着眼睛，但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醒着的，后来一睁眼身子就动不了了，难受得很，只见房梁上坐着一个“小人”冲着我直笑，还对我比比画画的，我既动不了，也说不出话，但心里清清楚楚的，我拼命挣扎，越挣扎，那“小人”越笑，我急坏了！
这时候，院子里传来了我姥娘唤鸡的叫声，并且推门进了屋，那“小人”突然不见了，我的身子也能动了，我一扑棱坐了起来，对姥娘说刚才发生的事，我姥娘说，你碰上“狐仙儿”了。
后来，我跟母亲也提及此事，母亲说，她小时候也在屋里遇见过这事儿。我对迟小牧说起此事时，他一点儿也不相信。
舅舅家门前原来是一片菜地，姥爷的坟就在那儿，就像从未见过爷爷一样，我也从未见过姥爷，不过，后来村里要在那片菜地里盖小学，姥娘只好给姥爷迁坟，坟挖开以后，姥娘将姥爷的尸骨一块块地捡放在一块蓝布上，我就站在旁边，姥爷的头骨上一颗牙也不少，这是我见过姥爷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姥爷的坟就迁到了小清河的边上。后来姥娘与他合葬在一起了。
北滩头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无法停止怀旧。我和舅舅跪在姥爷和姥娘的坟前沉默不语。舅舅点着两支烟，又倒了两盅酒放在坟前，低低地说：“爹、娘，你们的外孙子来看你们来了。”舅舅的话音刚落，我的眼泪就已经模糊了双眼。我默默地磕了三个头，渴望两位老人灵魂安息。
我对生死的认识就是从北滩头开始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和伙伴建国、东升去打猪草，我们横渡过小清河，偷吃了一顿梨，然后又横渡回来，将篮子打满猪草，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快到东升家里时，就见东升家的院内院外围满了人，哭声一片。东升知道家里出事了，拔腿就往院子里跑。我和建国也紧跟在后面，跑到院子里，看见两条板凳搭了一块门板，东升的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门板上，脸色蜡黄。东升的母亲悲痛欲绝。建国的母亲在一边安慰。我听旁边的人说，东升的父亲中午正喝着酒突然就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害怕得不得了。不可思议得不得了，那时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不动就不动了呢？我好几天都吃不下东西，而且不敢出院子，还是建国天天来陪我，才慢慢地好起来。
从那以后，目睹了数十次生生死死，仿佛也麻木了，生死不过是个轮回，生不带走，死不带去。单位同事的父亲母亲死了，去出个殡；单位的老同志病故了也去出个殡，连东州市前任市长在美国出车祸死了，我和同事还一起布置过灵堂。然而，真正触动我灵魂的死是张国昌的死，他的死让我对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生的最终意义就是将来对死要有个交代。交代好了名垂青史，交代不好遗臭万年。最起码要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点美好的回忆，就像我奶奶和我姥娘，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长到多大，心一静下来眼前就闪过她们慈祥的笑容。
张国昌对我也是有过好的记忆的，因为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但他对于老百姓却不好交代，他只有以死谢罪，死了人们还不依不饶，还要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纪实文章来骂他，还要拍电视剧来警示后人。这样的死让活着的亲人无比痛心。
离开舅舅家，我和迟小牧都有些感慨，迟小牧不像来时那么活跃了。
“小牧，是不是累着了？”我笑着问。
“不是，我是想我妈了。”
我一听笑了，心想，出来才几天，这不像一个快到中年的人说的话。过了德州，看到了一片棉花地，迟小牧把车停下。
“老乡，哪儿能买到新棉花？”迟小牧摇下车窗问。
“那儿的棉花都是新棉花。”老乡指了指棉花地边上的一趟平房说。
我和迟小牧走过去，原来这趟平房是一个小型棉花加工厂。
“小牧，买棉花干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妈一直让我给她买点新棉花给我爸做棉袄用，我一直没当回事。”
“买一件新棉袄不就得了。”我笑着说。
“我爸不喜欢穿买的棉袄，就喜欢我妈做的棉袄，我爸说穿上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