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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建议市政府南迁的议案。
很多冠冕堂皇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荒唐的理由，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薛元清也不例外。
我记得李国藩经常说：“否定才能有权威。”市委在讨论干部的提拔和调动的时候，李国藩经常使用否决权。他不同意的人基本上不能动。在全市一些需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重大活动中，经常是市委书记魏正隆和其他领导等他。有时候李国藩故意迟到，他不到，会不能开，以此在干部群众中显示自己的中心地位。在新闻报道上，版面的主次、篇幅的长短，李国藩都要与魏正隆相比，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大发雷霆。
我的许多同事告诉我，薛元清与李国藩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评价薛元清是因为他比李国藩更小家子气。他每天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前，望见耸立在市府广场上金光闪闪的凤凰翼雕塑，气就不打一处来。
凤凰翼是李国藩在任时费尽心机设置的东州市标志性雕塑，东州市民看见这尊雕塑自然会想起李国藩，市民们每晚都围在凤凰翼周围扭大秧歌。人们一看见凤凰翼，就会想起李国藩。这是薛元清所不能容忍的。
冯皓最了解薛市长的心思，他向薛市长建议：“市长，是不是把凤凰翼搬走？”
薛元清很喜欢冯皓这一点，聪明透顶，理解领导意图就是快。但是为什么搬走？要找个合适的理由。凤凰翼在东州太敏感了，老百姓已经接受了这一雕塑。凤凰翼几乎成了东州市的代名词。这也是薛元清最头疼的事。
每次在一起吃饭，林大勇对我讲这些事情都是一脸的无奈。他怅然若失地说：“李国藩、张国昌不腐败该多好，那时候干工作就是气儿顺。”
我心里也在想，为什么林大勇还怀念过去气儿顺的光景，那时候他只是个处长，而现在是办公厅副主任了。
“这茬领导来了拿机关干部不当人。经常半夜开会研究工作，连轴转，从来没有节假日。薛市长有个坏毛病，张口就骂人，搞得借‘李张大案’之机新上来的年轻干部纷纷效仿，上级骂下级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林大勇气愤地说。
看见林大勇的苦恼，同情之余庆幸自己成了自由之身。有了自由就可以天高任鸟飞，有了自由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雷默，光闲着也不是个事，先给别人打打工吧。”林大勇一直在为我工作的事操心。“我现在的身份不明不白，谁敢用我？”我无奈地说。
“我有个朋友，是个大老板，但很低调，缺个副总经理，我已经跟他打了招呼，你去试试吧。”
“他姓什么？”我警觉地问。
“姓杨，叫杨同。”林大勇认真地说。
“我以前听说过，但不认识。”我迟疑地说。
东州市的民营企业家早就有三“杨”开泰之说，三“杨”中的头两“杨”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是黑老大杨四，已经被判死刑，正在上诉；另一个是儒商杨儒斌，因行贿被抓尚无说法。第三个姓杨的指的就是杨同，据说是清江省建行行长的干儿子，靠贷款起家，资产超过了十亿元。我是不屑于这样的背景的。
黑老大杨四是靠走私而暴富的，与李国藩称兄道弟，他的赃车没有地方销售，李国藩就指令各委办局购买。李国藩去美国，杨四先行开道安排。
有一次，杨四酒后滋事，打了酒店保安，被派出所抓了起来，李国藩不仅打电话给公安局局长，要求放人，还要求对派出所所长和酒店保安人员进行严厉查处。杨四不发都不行，黑势力不大才怪呢。
再说儒商杨儒斌是典型的海归派，是个留洋的博士，我是朋友聚会时，在饭桌上认识杨儒斌的。后来他多次找我，想通过我认识张国昌。
我请张国昌和杨儒斌吃了顿饭，两个人就算认识了。我牵线搭桥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急剧升温。在滨海市海天白云大酒店，张国昌过生日时，杨儒斌送给张国昌和孟丽华一对“伯爵”牌情侣表，价值三十多万元，说是表示对张国昌和孟丽华二十年婚姻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