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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在其次子载晃继位为王之前,身为没落皇族的后裔,十分破落潦倒。他整天跟在当朝得势的安东金氏的后面,不是在街上讨酒喝,就是到赌场讨小费,难怪安东金氏会称他为“丧家之犬”然而李昰应以上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所作出的伪装而已。在他的体内流着显赫的朝鲜王室的血液,他很早就致力于学问研究,饱读诗书,心怀有朝一日掌握朝鲜天下权力的梦想。

    李昰应的伟大梦想,终因哲宗的猝然驾崩而得以实现。作为摄政的国太公,大院君实际上与一国的君主无异。大院君的社会、政治背景,使他既深悉王室朝廷的内幕和政界的动向,又洞察民情,深知势道政治对国家与社会的恶劣影响。因此,加强王权,抑制和打击安东金氏的政治势力,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权利中心,成了大院君执政后的第一位要务。

    在金氏戚族中,除金炳学处事比较宽容,取得大院君谅解外,其他核心人物都陆续离开了权力中心。领议政金左根辞职,领敦宁府事金兴根称病告退,外戚势道政治的代表人物,金左根之子金炳翼,离开中央调任广州留守;受安东金氏器重的李格元也被赶出京城改任水原留府,失去权力。其他对金氏势道政治阿附追从的官员也遭到清洗。

    于是,以赵斗淳为领议政,金炳学为左议政,柳厚作为右议政的新的中央统治体系开始确立;大院君的心腹人物也相继被安插到政府要害部门。经过此一翻改造,以大院君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与中央集权制统治得到了加强,大院君所设想的内政改革有了政治保证。

    高宗三年(1866)2月,赵大妃取消了垂帘听政,宣布“还政”于国王。从此,在高宗亲政的名目下,大院君掌握了政治实权。

    大院君辅一执政,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阻止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首先改革了用人制度。一方面抑制长期独占政府要职的老论系人物,一方面推行人才本位主义,广泛网罗各界有为人士,以表示自己政治的开明。同时,为避免重蹈戚族专权的覆辙,大院君还用尽心计选定了高宗的王妃,认为闵妃家世孤单,不会对王权形成威胁。

    在这之后,大院君又全面整理地方两班榨取人民的老巢——书院,图谋加强中央政权。

    最初,书院是隐居求志之士,讲道修业,于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歌咏先王之道,蓄其德、熟其仁之处所。书院在朝鲜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最初仿效中国白鹿洞书院而建,明宗时代,开始出现悬挂御笔匾额的赐额书院。此类书院拥有国王赐予的大片良田和奴婢,享有免纳赋税、徭役和免缴税金等特权。另外,还有大量的私设书院遍布民间,发展到后来几乎达到泛滥的地步。到大院君执政初期,赐额与非赐额的书院共达六百余所。

    这些书院不仅滥用各种特权,向地方官署和人民勒索钱财,且又倚此占夺土地,奴役人民,公然变书院为施行私刑的殿堂。一方面又作为“儒学论”的中心地,结成党派,崇尚政论,左右舆论,暗地里支配了有关政治的时论。书院的创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并掌握广大的农庄,这些称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仅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过乡约可以直接控制各该地区的居民。因此,书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书院的弊端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到了大院君执掌政权之时,书院的存在已构成对新的王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威胁。于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对书院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设书院与乡贤祠;高宗二年,下令关闭了全国势力最强的书院——清州万东庙;高宗五年,明令废陈书院的免税权;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布了书院撒废令,宣布除74所赐额书院外,其余600多所书院全部关闭。

    这道命令引起地方两班和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儒通”的办法向全国发出檄文,选派代表在汉城王宫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动摇,遂派军卒解散集会,把儒生赶过汉江。撤废今实行的结果,使全国百姓欢欣鼓舞。但是,书院的残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成为后来大院君失势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义。由于他较接近社会下层,对“三政”紊乱危害有较多体验。从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过赵大妃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建国方针。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载元上疏,声明白动放弃全部免税田产,同时,还严禁宫房及内司官员出没外邑作弊,革除宫房在三南地区无土收税的弊端。

    高宗初年,国库拮据,人民不满情绪日趋严重。为冲出财政困,境缓和阶级矛盾,大院君对两班贵族官吏的一切经济特权进行管制,调整各类税赋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严令废止地方宫向王室与权门献纳当地土特产的惯例。

    大院君企图恢复与加强专制王权统治的种种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对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大院君上述执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正面效应微弱,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却很明显。

    大院君剪除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权,但王权并未得到加强,倒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全州李氏专权体制;他企图压制地方两班和儒生的朋党私议而削减书院,但仍在全国保留了47所“额赐书院”后来还纵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对开化派的主张;他废除了严酷剥削农民的法制,以示对百姓的让步,却为了重建王权象征的景福宫而设立种种新税,结果,完全抵销了微弱的正面效应,造成了国内政情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民怨沸腾、反改革势力乘机积聚,这一切都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为了显示王朝的权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宫。

    景福宫原是太祖李成溪创建朝鲜时,为了彰显王室的威严,在太祖三年(1394年)动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个以中国的紫禁城为蓝图所兴建的宫殿。“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这句话。其后,到了景福宫建立满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发生火灾,第二年针对火烧的部分予以重建。又过了过了39九年之后,在宣祖壬辰倭乱之时,再次发生火灾,其后270年间,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由于财政困难,历任国王均不敢贸然重建景福宫。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赵大妃的名义,下令在原址的灰烬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间,赞成与反对的言论不断此起彼伏,但是对贫困的百姓来说,这样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院君专设了营建都监,负责激励景福官的工程。刚开始,还避免强拉一般百姓参与修建,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发现工程进度缓慢,大院君便决心派人到全国各地,强拉壮丁加入工程。景福宫重建总共动员上百万人力,投入800万两巨额白银。

    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至卖官买爵募集经费。

    为克服财政危机,高宗三年起,大院君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造劣质的“当百钱”不过只有当时通用货币四五倍的价值,称之为“当百钱”以百倍的价值强制通用,至使物价暴涨,财政空前混乱。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专制的大院君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官府实施情报政治。给予天熙延、夏正日、张顺奎、安举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权力,让这四个人负责筹措经费与机密事物。这四个无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时间张狂之极,他们的暴行更是难以形容。当时社会大众将他们四人称为“天下长安”

    大院君不满足于此,还叫宦官李昱和将宫内的所有动态,钜细靡遗的尽速回报。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当间谍,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同时,为了连各地方的情报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广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汇报报告各种大小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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