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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业分配的结果终于公布了，我被留在了武汉市。我的朋友们为我高兴得又唱又跳，我请他们去悦宾餐厅吃了湘味牛肉米粉和豆皮。消息传到大毛那里，据说他的态度比较淡漠。大毛的淡漠我理解，我遗憾的是他理解不了我的由衷喜悦。我，就是我，我的母亲是固定不变的，我的父亲也是固定不变的，我出生的那个日子也是固定不变的，我遭遇的一切也都被注定在了时间与环境的经纬线上。我是末代的颓废的知青，是最后的不受重用的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我们怎样地努力学习，我们还是被分配到了边远的城镇和山区。为了象征性地显示公平，武汉市只挑选了五名学生。我是这五名学生中的一个。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我医学院毕业之后全部的最好的结果。在中国的大城市中，武汉市也许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我又能怎么样？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一旦分配了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尘埃落定了。我感恩戴德地穿上了白大褂。
我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从学校的学生宿舍拎到了某医院的单身宿舍。然后去理发店剪掉了长辫子，以比较老成的模样出现在门诊的诊断室里，期待着第一个病人毫不犹豫地坐到我的面前。
当第一个病人果真朝我走来的时候，我的心竟然加剧了跳动。结果在这个病人之后便是无数的病人。我的心早已平静如水，再也不受任何干扰。
大毛于1985年结婚，大约一年多之后离婚。离婚后只身南下，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海南等地呆过，混乱地从事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种热门职业。其间第二次结婚。大毛的第二次婚姻生有一子，其子被送回长春由他的父母抚养。九十年代的后半期，大毛经常跑国外，在走遍了发达国家以后，选中了欧洲的德国。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大毛取得了德国的长期居留证。我在德国读博士三年，我知道那是全世界气候最适宜的地方，是上帝的偏宠。
大毛居住在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钱对大毛来说好像也不再是问题。黄凯旋非常佩服和羡慕大毛，他一再地对我大发感慨，说：大毛成功了！黄凯旋在遭受雷击的前几天还带一个熟人来找我看病，那是他最后一次对我说：大毛真是了不起，人家那才叫活了一次！
我做了医生之后，有机会到处出差了。我参加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诊，短期进修，购买医疗器械等等。有一次我去北京听一个学术报告，意外地在王府井书店与大毛相遇。我们在书店说了好久的话还兴犹未尽，就相约第二天去逛琉璃厂。
我们在书店相遇的时候，大毛刚刚买好一大摞书，他正处在选购书的亢奋之中。我们见面就交换了彼此购买的书翻看。我买的基本上是医学方面的书和文学名著，大毛买的是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等在社会上激起了热潮的社科类书。大毛的语言表达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在北京的几年，显然进步飞快。
他把一条腿交叉搁在另一条腿上，肩膀靠着书架，旁若无人地，十分煽情地对我说：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夹缝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必然的，社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而且无情的。也就是说体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到了。
他引用并且活用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中国人(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听了大毛的话，我也很激动.使也去购买了他手里所有的书。
可是第二天在琉璃厂我们却又是不欢而散。那是在逛一家工艺商店的时候，我被一种镂空的真丝绣花手绢迷住了，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买三条。大毛抢着要付钱。我不让他付。
大毛坚持要付，他说：我应该买的。我早就应该给你一些礼物，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觉得真要送人礼物还一定要去管人家喜欢什么吗？这种小心眼在我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我主要是觉得这三条手绢很贵，一共一百多块钱，我们那时候的月工资才是八十多块。我怎么能让大毛为我一时的心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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