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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是来骗我了？”
我接过钞票赶忙起誓道：
“这次确实是真的了，昨天已经交给房东两百块，还欠一百。”
严经理打量了我一下，沉吟道：
“你代完三天工，有什么打算呢？又回去干那一行么？”
我突然感到脸上一热，低下头去含糊说道：
“我试试看，去找份工作——要是经理这里用得着人，我愿意回来。”
“现在没有缺，下个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地说道“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的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藏在碗柜里，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宵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盆子，也许他会答应。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一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蓝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着一只只青色的鸭蛋来。我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她笑道：
“阿丽，把他们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蕃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
“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呷呷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肉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缒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遍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
“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外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位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天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29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步，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布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的肥膀子，象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拚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道：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出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道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子，大口啃了起来。柿子熟透了，沁甜如蜜。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她大约二十七八岁，深坑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晕。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道：
“很甜呢，是呀？”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透熟沁甜的西洋软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皮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子，自己先咬了一口，惊喜地叫道：
“真甜阿！”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口，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道，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爱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于有点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道么？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道。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子树，就在池塘边。柿子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笑了“—一吃多了，肚子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锻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象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子。”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秤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道。
“谢谢你。”
我道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塞了给她。
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推起她的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得老高。偶一回头，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捏着那袋柿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口便说道：
“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阿巴桑，”我应道。
老太婆让了我进去，走到里面那间昏幽的厅堂，她止住我道：
“你稍等。”
说着她迳自蹭到里面，搬出一只竹篾编的箱笼来，嘭地一下搁到地上，掀开了盖子，喘吁吁地指着笼子里说道：
“阿丽留下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竹篾笼里，塞满了破烂的衣物，母亲上次身上裹着的那件透着药味的黑绒线衫也覆盖在里面。老太婆弯下身去，伸手到笼子里翻掀了一阵，把母亲两件斑斑点点泛了黄的亵衣也扯了山来，笼里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呢，就拿几件去。”老太婆仰起面对我说道。
“是几时的事——”我悄声问道。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老太婆偏过头去，眯起眼睛想了一下问道，她脑后吊着的那一小团稀疏的发髻，好象随时都会剥落似的。
“是中元节，七月十五。”
“对啦，就是第二天，半夜三更断的气。”
我双手紧捏住那袋柿子，看着老太婆蹲在地上，把笼子里的破烂左翻右翻，半天她立起身来，拍了一拍手，唠噔起来：
“阿丽病了那么久，在床上都睡了三个多月，用了多少钱，你知道么？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啦，很艰苦呢。这次事情，火葬费就是三千块——一是阿丽自己要烧的，我们是遂她的愿。老实说，我儿子也算对得起她了——”老太婆又砸嘴又叹气，向我数说，她看见我没有答腔，一直瞅着竹篾箱笼里那一堆破烂，她便冷笑了一声，说道：
“她那只金戒子么？值几个钱？早赔进去了。你今天来，来得正好。你阿母留下了话：无论如何，要你把她的骨灰送回你们家去，葬在她小儿子的旁边——”
“她的骨灰放在哪里？”我打断了她的话。
“大龙峒大悲寺，我们已经跟庙里的老师傅讲好了，你自已去取吧。”
大悲寺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庙宇，四周围着七零八落的违章建筑。有些贫苦老人无处安身，便挤到寺里去栖住去了。我进到寺内，看到里边三五成群，衣着褴褛的老人，拱缩在一堆。有的在条凳上呆坐，有的交头接耳在私语。一个小沙弥引我去见寺里住持，他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和尚，一脸皱得眉眼不清，矮小的身躯，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身上那件黑袈裟，拖拖曳曳，差不多垂到了地上。我向他说明来意，老和尚的听觉失灵，我讲话，他便用手兜住耳朵，他那张瘪得深坑下去的秃嘴巴，一径开翕着，喃喃不停。我在他耳朵边喊了几次母亲的名字，他才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
“黄——丽——霞——她是半个多月以前进来的吧？”老和尚的声音颤抖而沙哑。
“是的，老师傅。”
“他们说，她在等她的儿子，等他来领她回家——”
“我就是她的儿子，黄丽霞的儿子，”我弯下身去，在他耳边大声说道。
“咳。”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地念了几句，然后朝我摔了一下手，说道：
“跟我来吧，小弟。”
老和尚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一阵劲风把他那袭袈裟吹得抖瑟瑟地飘起，他那枯瘦的身躯连晃了几下。我跟在他身后，向寺庙右侧的极乐殿走去。殿里是置放灵骨的所在，里面暝暗，靠正面墙有一个三叠层的木架，密密地排着三排一只只酱黑色圆肚子的骨灰坛，木架上端点着一盏黯淡的长明灯。骨灰坛上都贴了标签，有的年代久了，没人收葬，坛上积了一层灰，标签变得焦黄，上面的姓氏字迹都模糊了。
“黄丽霞在这里。”
老和尚走过去，弯下身，颤抖抖地伸出手来，按到第二排左边第四只坛子上。我赶忙蹭过去。那是一只新坛子，在幽暝中，还微微地反着光。标签是白的，上面写着“桃园黄丽霞”几个字。骨灰坛约一尺高，是黑陶坯，表面粗糙，挤在几个骨灰坛的中间。
“你来把你母亲带走吧。”
老和尚回头向我说道，我将手上那袋柿子挟到腋下，佝下身去，双手将母亲那只骨灰坛捧了起来。
“老师傅，我要到殿上去上一炷香。”我对老和尚说道。老和尚点了点头，他那张坑下去的瘪嘴开翕了两下，然后蹒跚地引领着我，踱过走廊，往正殿上走去。到了大悲殿门口，他却止住了脚，对我说道。
“小弟，把你的母亲放在殿外头，里面有佛祖菩萨，她是不能进去的。”
我把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大悲殿门槛外面地上，步入殿内，殿门上端悬着一块乌木横匾“苦海慈航”四个大字金漆已经剥落，木匾齐中间开了一道裂痕。殿内神龛暗沉沉的，布满了灰尘，殿中央那尊巨大的佛祖塑像，大概因为香火不盛，年久失修，金面熏得焦黄，莲座也缺裂了。供台上供着香烛果品，风从殿外卷进来，吹得香烟乱绕。我把那几枚鲜红的西洋柿搁到台上的供碟里，向老和尚要了一炷香，因为风大，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燃，一阵浓郁的香烟扑到脸上来，熏得我的眼睛酸辣辣的。我双手握住那炷香，插到台上一只蓝瓷香盆里，退回到殿中央，在那尊巨大的佛橡面前，跪拜了下去。我自己从来没有进过寺庙，烧香拜佛。可是记得小时候，每年观音诞，母亲便买了香烛到板桥那间香火鼎盛的观音庙去进香。有一次她带了我和弟娃一块儿去，要我们跟她一同跪拜观音菩萨，她那娇小的身躯匍匐在观音大士的脚下，一头的长发几乎吊到了地上。母亲双手合什，嘴里喃喃念念，在祈求倾诉，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得厉害，在发着异常痛苦的光芒。那天中元节，我去探访她，她紧握住我的手，要我到寺里替她上一炷香，乞求佛祖超生，赦她一生的罪孽。那时她那双变成了两个黑洞的眼里，也那样充满了惧畏和惊惶。母亲大概一生都在害怕着什么，所以她那双眼睛才会那样一径闪烁不定，如同一双受惊的小鹿，四处乱窜。一辈子，她都在惊惧，在窜逃，在流浪，她跟着她那些男人，一个又一个，飘泊了半生，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最后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药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恶毒——她临终时，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然而她那具残破的躯骸已经焚烧成灰，封装在殿外那只粗陶的坛里，难道坛里的那些灰烬仍带着她生前的罪孽么？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额头抵住佛殿冰凉的磨石地上。
“小弟，快送你母亲回去吧，大风要来了——”
祈求完毕，老和尚颤着声音向我招手道，他企立在殿外的石阶上，他身上那袭黑袈裟，给风吹得急切地抖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