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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天的下午，由于我前一天晚上玩游戏玩到凌晨四点的缘故，虽然早上十点起床，精神还是很不好。好在没什么采访，在单位上了会儿网，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在这样的记者办公室，就算是打打游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睡睡觉更是小意思，就这点而言，比寻常的公司可要舒服多了。
脑子里迷迷糊糊正一片混沌的时候，被人拍醒了。
“喂，那多。”
我勉强睁开眼，心里咬牙切齿，最恨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人吵我。可映入眼帘的，是副主编张克的一张老脸。
虽然其实没什么要紧，不过睡觉时被大领导叫醒，总有些尴尬。我连忙努力睁大眼睛，堆起笑脸。
“张老师啊，有事吗？”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有个采访，你来一下。”张克倒很客气。
我跟着张克走进他的办公室，心里明白，一定又有
重大采访了，张克出马，说不定还要出上海。因为出差的费用，新闻部的主任还没权批。
半个小时之后，我从张克的办公室里出来，精神抖擞，直奔航空售票处。
之所以前后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改变，除了碰到重大采访我都自然会有良好的状态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一次的新闻不但重大，而且奇怪，非常奇怪。
之前我已经说了，通常我们报社的采访，都不出上海，因为我们的主要发行地区在上海，全国各地的新闻，由新华社提供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花费人力物力。可是近一段时间来，为了提升所谓的“报格”报社里新出台一条规定，就是如果国内发生了新闻领域内非常重要，并且读者极其关注的事件，再远也要派记者采访。而这一次的领域，是考古，事件，是一个古村落遗址的发掘。
这个考古的重要性，不但震动了整个中国的考古界，而且听说，许多国外的媒体也闻风而动，正派出专人，往当地——中国青海省德令哈市急赶。因为这个发现，很可能将改写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明史。更或许，连“新石器时代”这样一个被写进考古史，就算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名词，也可能要改变。
因为，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村落，竟然被证实已经在使用铁器。而且，这个村落，在当地，即青海德令哈地区，存在的时间，很可能远早于新石器时代。
使用铁器，尽管那些被挖出来的铁器非常简单，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原始之极，可是相对于同时期的全地球其他人类而言，这一支的人类，不知道要先进了多少，其间的差距，用时间来衡量的话，至少数千年。你可以想像一下，5003年时的人类，和2003年时的人类，会有多大差距。
现在，全国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媒体，都派出了记者往那里赶。只是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广、上广、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劳动报、新闻晨报、晨星报及其他十几家媒体，现在都已经派出记者。相信我在明天的飞机上可以碰到许多熟人。
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明天的飞机是一早的，睡着前，我想起曾有个生于青海的朋友对我说，她出生的地方经常会地震，所有的动物都从森林中逃窜到平原上，恰是狩猎的好时机，有时会下碗口大的冰雹，这时千万不可以出门，被砸到的话连命都会送掉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曾经看过那个关于白公山的新闻的话，我一定会想起来，原来白公山，也是在德令哈地区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我于上午10时20分到达了西宁机场。不出我所料，我在机上碰到了新闻晨报的记者张路，还有几个不太熟的小报记者，不过意外的是没见到两家电视台和三大报社的记者，看来他们大概是因为这一班飞机太早，所以坐了下一班中午到的过来。
我的目的地德令哈尚在四百公里之外。
西宁比我想像中更繁华一些，然而我无暇顾及这里的音像店是否能让我在睡着之前的生活不至于那么无所事事，也没有初次踏上青海这片原本遥远得似乎仅存在于电视频道中的地方的激动，我和张路他们拿着烙饼与地图穿越这个城市，必须去买最快的去德令哈的火车票。
(2)
时间相当紧迫，要知道作为一个记者，就绝不能比其他记者晚发回去报道。晚一天的报道，哪怕你写得再好，再文情并茂再有艺术价值，也一样什么都不是。这是新闻的铁律：时间！
一小时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柴达木盆地腹地的火车，我要在这个绿色的铁皮家伙中待上差不多五个小时。
当列车进入戈壁滩的时候，晚霞将这个世界镶上一圈红边，令这里形状奇怪，疏密有秩的山丘看上去像某种食草兽的牙齿。
到达德令哈市的时候，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发生了分歧。除了张路外，其他的记者都想在德令哈好好吃一顿有当地风味的盛餐，再往我们的目的地——克鲁克湖旁的古村落考古现场赶。但我和张路坚持立刻赶去。双方都没有必要一定让对方同意自己的立场，所以立刻就分成了两队。
我知道张路这么急着赶去的原因一定和我一样，那就是希望在今天能先写一篇简单的报道发回去。既然已经到了这儿，那么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新闻记者来说，时间就是一切。当然，许多毫无职业操守的小报记者可以不顾这些。
我们叫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虽然车况不太好，但居然是上海产的桑塔纳。据说桑塔纳的底盘高，走起颠簸的路不容易开坏。
在我们把干硬的烙饼啃完后的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颠到了考古现场。由于平时没人会来这里，所以我们的司机，一个三十多岁的当地汉子还走错了路，不过最后他很爽快地只收了我们一半的车钱。其实这对我们无所谓，反正回去有的报销。
竟然已经有很多记者到了，我大概看了一下，多数是北京的媒体，看来靠近中央就是不一样。照这样看来，他们今天一定已经把稿子发回去了，我庆幸之前的决策，现在补工还赶得及，否则明天被报社质问起来，就糗了。我倒是暗暗担心坐下一班飞机来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要怎样交差，多半会被领导在电话里骂得狗血喷头吧。
考古队原本没想到会来这么多的记者，临时准备的帐篷，眼看就快不够了，就还剩最后几个，再往后来的记者，最后没办法，那就只好住回德令哈去，来回三四个小时，时间都得耽误在路上。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在这方面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这里没有合适的通信工具写完了文章拍完了照，还得再坐考古队的车回德令哈去上网发回报社，看来一天颠三四个小时是逃不掉的了。
只要是记者，无论是哪一路的，都不是安分守己的家伙。当天晚上，考古队的营地里就变得人头攒动，令这里看上去有些像个集市。大队的记者除了互相打招呼和彼此介绍之外，都无一例外地准备起了“功课”考古队负责人办公的帐篷虽然比别的帐篷要大一半有余，还是拥挤得像下班高峰时的公共汽车一般，而此次新闻的“焦点”——那些仍旧处于禁入状态，要到次日记者招待会时才解禁的发掘现场周围，也不断有人晃来晃去，镁光灯猛闪，那些想提前入内的记者，令负责保卫的保安与考古队员应接不暇。
我和张路都不算是会钻营的人，而人挤人的地方也恰是我最厌恶的地方之一。我们两个只是简单地记述了现场的情形，采访了几个无关紧要的考古队员，搜集了一些情报，写了篇两百字的简要报道之外，其余就只是窝在自己的帐篷里认真地准备明天要问的问题。
这一夜整个营地都没有安宁过。
翌日。
鉴于昨夜所见到的情形，我和张路凌晨4点不到就跑去招待会现场占位子，而当手表的指针越过5点时，整个现场已经人满为患了。招待会的时间是上午9点——盘腿在沙地上坐等四个小时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经历，然而没有人随意走动——大家都生怕一走开，自己辛苦占据的有利地形就被同僚抢去了。像我和张路这样的“搭档”还算是幸运的，我们其中一人想去方便时可以有人帮你看着位子。
40平方米左右的现场坐了一大堆人等天亮，若是少了那些昂贵的专业采访设备，这里倒像是个静坐示威的现场。
(3)
没人像昨晚那样大声喧哗，大家都只是小声地交谈，越临近招待会开始的时间，气氛就越紧张，当气温足以令我的汗水浸湿汗衫的时候，招待会终于开始了。
发布消息和接受采访的是考古队的负责人吴人杰教授——一个晒得黑黑的、其貌不扬的老头——说他是个“老头”其实并不确切，我的“课前作业”中所搜集的资料显示，他只是五十出头而已，不过任何一个人要是从事考古工作30年，那他看上去必定会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这里的泥地沙化现象相当严重，给考古发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往往我们第一天挖出的坑，第二天就又给风沙埋住了。你们一定想不到，在八千多年前，这里是鱼草肥美的地方。”老吴手里拿着一块陶器的残片，我坐得比较靠前，借助眼镜可以依稀看见陶片上所绘的鱼纹。
“如果你们的中学历史课还没全忘光的话，那应该知道，八千多年前，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但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这个应该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有一些惊人的发现，那也是你们大家不远千里到这里来的目的——”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开始变得有些兴奋“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被怀疑在当时被当做工具使用的，铁器”
人群在这时开始了第一次骚动。
作为一个序曲，考古发掘的总体情况介绍很快就结束了，接下去是自由提问时间，忍受了四个多小时静坐的记者们立即就像暴动的群众一般像前面涌去，我也在第一时间窜到了教授面前。
这个典型的考古学者——身穿蓝布工作服，戴着麻线手套，皮肤黝黑，脸上皱纹纵横，头发蓬乱，沾满灰尘，由于长年与挖掘打交道，他皮肤中渗出的泥土味令他闻上去像个农民——在他近30年默默无闻的考古生涯中，怕是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混乱场面，虽然身前有保安人员竭力维持秩序，他还是有些惊惶失措，不过一个上了年纪的学者的素养在此时发挥了作用，他很快就从这种失措中恢复了过来，伸出双手示意大家安静：
“请安静一下，不要激动，大家的问题我都会一一回答的。”
“请问这个遗迹是怎样被发现的？”
“请问是谁首先发现了这个遗迹，又是谁首先发现了铁器？”
“请问在这样一个遗迹中发现铁器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的历史会被改写吗？”
“世界考古界有没有类似的先例，这会不会只是人类进化史中的一个旁支？”
“这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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