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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谁干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们保持着沉默。
杨公安员抓起匣枪，用枪管激烈地敲着桌子，嘴巴仍然没有脱离喇叭筒子，喇叭筒子依然面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吼叫着：“上官鲁氏，你听明白了没有？”
母亲沉稳地说：“冤枉。”
我们一齐说：“冤枉。”
杨公安员说：“冤枉？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把他们全部吊起来。“
我们挣扎着，哭嚎着，除了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外，但最终结果还是被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司马库家粗大牢固的松木屋梁上。母亲吊在最南端。然后是上官来弟，然后是司马粮，然后是我。我后边是沙枣花。这群职业民兵，都是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他们预先已在房梁上安装了五个定滑轮，所以拉起来毫不费力。我感到手腕刺痛尚可忍受，肩关节的钝痛确实难挨。我们都必然地脑袋前倾，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双腿无法不伸直，脚背无法不绷直，脚尖无法不垂直向地。我无法不哀鸣。司马粮没有哀鸣。上官来弟在呻吟。沙枣花无声无息。母亲肥胖的身体把那根新麻绳子坠得像钢丝一样紧，汗水最多最早地从她身上涌出，她的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鲁胜利和上官玉女抱着母亲的腿摇撼着。民兵像拎小鸡一样把她们拎开，她们又扑上去又被拎开。民兵问：“杨公安，要不要把她们也吊起来？”杨公安员坚决地说：“不行，我们是讲究政策的。”
鲁胜利无意中拽掉了母亲一只鞋子。汗水便最终汇集到那根脚拇指上，一线串珠般地往下滴落。
“你们说不说？”杨公安员道“只要交待，立即就放下你们。”
母亲用力地把头昂起，喘息着说：“把我的孩子放下来一切由我担承”
杨公安对着窗外大叫：“用刑，给我狠狠地打！”
民兵抓起皮鞭、棍棒，大声吆喝着，颇有节制地拍打着我们。我大声叫唤着，大姐和母亲也在叫唤，沙枣花没有动静，她大概昏过去了。杨公安员和区干部夸张地拍桌子，叫骂。几个民兵把司马亭抬到杀猪床子上，用乌黑的铁棒打着他的屁股。一棒下去，一声哀鸣“老二，你这个混蛋，快出来服罪吧！你们不能这样打我，我立过功劳呀”民兵沉默地挥动着铁棒，仿佛打着一堆烂肉。一个区干部用皮鞭拍打着一个牛皮水袋，一个民兵用藤条抽打着一根麻袋。吱吱哇哇，大呼小叫，真真假假，房间里一团混乱，鞭影、棍影在格外明亮的汽灯光里飞舞着大约有一节课的时间，民兵们解开拴在窗棂上的绳子，母亲的身体刷地落下来，软瘫在地。民兵们又解开一条绳子，大姐也落下来。我们依次被放下来。民兵提来一桶凉水。用水瓢舀着，往我们脸上泼。我们清醒了，但周身的关节都失去了知觉。
杨公安员大声吆喝着：“今晚上先给你们个下马威，好好想想吧，说，还是不说，说了，前罪尽免，送你们还家，不说，难受的还在后头。”
杨公安员套上他的假肢，揣好烟袋挎上枪，吩咐民兵们好好看守，然后便在区干部的护卫下，摇摇摆摆，一路响着走了。
几个民兵关上门，躲在墙角上，抱着枪吸烟。我们向母亲靠拢。都低声哭着，说不出一句话。母亲用肿胀的手，逐个地抚摸着我们。司马亭痛苦地哼哼着。
一个民兵说：“嗨，说了吧，说了吧，杨公安员能让石头人招供，你们皮肉的身体，能挺过今天，还能挺过明天？”
另一个民兵说：“司马库要真是条汉子，就出来自首算了。现在有青纱帐，还能藏住，一入冬，可就无处躲藏了。”
“您这个女婿，也真是邪虎，上个月底，县公安局一个中队把他围在了白马湖芦苇荡里，最后又让他跑了，他打了一梭子，就毁了七个人，中队长的腿也被打断了。”
民兵们好像在暗示着我们，但究竟暗示什么又很难说清。但我们毕竟又得了司马库的信息，自从皮砖窑显形后，他便如石沉大海一样。我们企望着他能远走高飞，可他仍然在高密东北乡瞎折腾，给我们带来麻烦。白马湖在两县屯南，离大栏镇顶多二十里路。那里实际上是墨水河最为膨大的一段，河水注人洼地便成了湖，湖中芦苇茂密，野鸭成群。